德國的教育體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紀，除了在納粹時期的急劇惡化之外，一直是歐洲最好的教育制度之一。德國在一次大戰（1914-18）中戰敗后，帝國改制為魏瑪共和國，戰后政治混亂，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失業嚴重，盡管如此，德國的教育仍然可以說是歐洲最好的之一。德國教育一直貫穿著國家意志，國家主義成為德國文化的主導因素，從中世紀的日耳曼帝國到1806年以后有名無實的“德意志帝國”，再到希特勒雄心勃勃的“第三帝國”，“帝國”代表的是一種具有強烈國家主義誘惑的文化理想。理查德 ·塞繆爾概括了這個概念可能具有的所有含義:“帝國構成了一種超級國家的觀念。在理論上它可以包容所有德國人，同時還可以為包容非日耳曼族的少數民族提供歷史依據。那種語言學的念頭從來沒有正視過這樣一個事實：在德國的許多邊境地區，德語與其他語言已交揉在一起，要想分辨清楚只是枉費心機。”帝國的觀念與日耳曼民族的神圣使命感聯系在一起，希特勒用極權統治、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方式來建立偉大的第三帝國，“按照古代的傳說，第三帝國應該是一個永遠安寧、和諧的時代，卻被扭曲成一個死亡和毀滅的時代”。[i]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納粹政治意識形態控制，這種全方位（total）的統治也就是極權（totalitarianism），德國成為一個納粹的黨國。黨國政治要求黨化教育，黨化教育是極權政治的支柱。希特勒的教育部長魯斯特（Bernhard Rust）宣稱，取得政權絕不是納粹的唯一任務，取得政權只不過是一個更重要的事業的開始，那就是從此啟動一個用教育改變人民的過程，“這個過程將使得人民的全部生活（total life）都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納粹）的哲學得以重新塑造”。[ii] 為了強有力地統治德國和爭霸世界，為了牢牢地控制教育和利用教育，希特勒及其納粹政府極力將德國的青少年培養成堅定而極端的德意志國家主義者。這種極權的國家主義并不單純是德國傳統國家主義的傳承，而是國家主義的變異。它把極權政黨的利益放置于國家利益至上，并將這兩種利益混為一談，成為一種實質上的黨國主義。在魏瑪政府之后到二戰結束的十幾年時間里，納粹德國建立起了一整套適合專制統治的法西斯黨國主義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為納粹德國的極權統治和侵略戰爭提供了黨國所需要的那種特殊的“德國人”。

一 從國家主義到黨國主義

一開始，納粹德國實質性的變化是在普魯士帝國到魏瑪時期的傳統學制似乎沒有變化的表象后面發生的。十九世紀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外戰勝了丹麥人、奧地利人和法國人，對內戰勝了主張議會政治的政敵，他在戰場上的勝利“是在學校課堂里奠定的”。俾斯麥的成功離不開德意志國家主義的教育，“而勞苦功高的則是那些終年在課堂里任勞任怨的教師們，他們領取的是微薄的薪酬，卻培育了普魯士-日耳曼特有的‘愛國主義’”。[iii]

在普魯士帝國崩潰之后，教師們仍然是帝國之夢的傳承者。1918年，新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號仍然是“德意志帝國”，當時，許多教師雖然在政治上支持社會民主黨或其他中間派的政黨，但在思想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國家主義者，學校也仍然是培育國家主義的溫床。德語語言文學教師們共同為學生選用的教材是漢斯·格林（Hans Grimm）的《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Volk ohne Raum）。這是格林于1926年出版的一部小說，轟動一時，銷售超過70萬冊。[iv]“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成為魏瑪時期和納粹時期的政治口號，表達了德國人因凡爾賽條約失去海外殖民地的絕望心情：德國已經成為一個貧窮、悲慘、人口過剩、無以生存的國家。納粹用這個口號來作為侵略波蘭和蘇聯的借口，“我們需要土地和疆域來維持我們的人民，需要為過剩的人口進行殖民”。[v] 德國人覺得自己的生存空間是被猶太人奪走的，德國學童玩耍的“牛仔和印第安人”游戲被叫做“雅利安人和猶太人”。1931年，納粹還沒有上臺，反猶太情緒就已經在社會中涌動，德國猶太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了普遍彌漫的敵意，他們的社區報紙上刊登一些不太反猶的學校名單，讓猶太家長把子女送到那里去上學。[vi]

納粹德國的國家主義，它的“國家”是以“民族”來表述的，這與用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一類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確定國家性質是不同的。“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之間有一種看起來“自然重疊”的關系，是現代“民族國家”神話得以建立的根本條件。[vii] 在納粹那里，這兩個概念極其曖昧地混合在一起。希特勒所許諾的“社會主義”既是國家主義（statist）的，也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t）的。希特勒的納粹黨，全名叫“國家社會主義黨”，也有翻譯成“民族社會主義黨”的，為了方便起見，這里簡稱為“國社黨”或“納粹”。納粹統治德國，依靠的不僅是完全由納粹控制和操縱的國家機器，政府、各級納粹黨組織、黨衛軍、沖鋒隊、警察等等，而且更是無處不在的納粹意識形態，它滲透到德國社會、文化、教育和家庭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確保納粹政黨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正是由于納粹政黨實際上已經成為德國主權的內核，德國的國家主義才會按照納粹的意志轉變為符合納粹黨利益，并為它的利益服務的黨國主義。

納粹黨人喜歡將詩人恩斯特·莫里茲·阿恩德特（Ernst Moritz Arndt）視為他們自己的國家主義精神先知，因為阿恩德特為納粹的國家（第三帝國）范圍是什么提供了一個語言學的答案。對于“德國人的祖國（國家）在哪里”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有人說德語的地方，就屬于德國”。[viii] 顯然，這是一個刻意保持國家與民族曖昧關系的回答。國家主義使得納粹能夠和平、順利地從魏瑪共和過渡到法西斯專制。納粹是利用魏瑪共和的民主選舉制度獲得權力的，這和革命政黨領導“革命”，通過殊死的流血內戰奪取政權，建立革命新朝代是不同的。建立革命新朝代的首要任務便是斬斷與前朝的文化聯系，但是，替代魏瑪共和的納粹卻不必如此。在德國平緩過渡到納粹統治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德國的國家主義及其國家主義教育傳統。

這種國家主義在德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中表述為崇尚原始樸實的美德、粗曠無序、原始的生存競爭。赫爾德（Johann Herder, 1744-1803）把人類和自然的成長與衰頹看成是依循相同的法則，因此，歷史是一種有機演變，顯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發展中。他主張各民族（國家）本土文化的發展，產生一種表現于藝術與文學的“民族精神”或“國家精神”。費希特（Johann Fichte, 1762-1814）宣揚早期德國人（他所謂的“土著人民”Urvolk）的生命力與奮斗精神。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立志復興德國民族的道德，他組織青年，以訓練體操、野外遠足為名進行愛國主義活動，成為德國的政治體育之父。納粹贊揚雅恩是“第一流的政治教育思想家”。納粹教育理論家包姆勒（Alfred Baeumler）說，“雅恩是第一個在我們今天的意義上使用‘帝國’這個字的。……在希特勒和雅恩之間，還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提出過對保存帝國有價值的哲學。”[ix] 國家主義成為納粹教育可以從德國歷史中幾乎不用太多改動，就可以直接運用的思想和文化資源，這使得納粹能夠順利地在國家主義中添加黨國主義的成分，并最終以納粹黨國主義從根本改變傳統德國國家主義的性質。

納粹取得政權后，最劇烈的措施是接管或關閉所有的私立學校，因為私立學校從來便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也是一種保護教育不受國家直接管制的傳統體制。對于納粹教育來說，首要任務是把所有的學校都置于納粹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與此同時，納粹還大幅度減少了學校招收學生的人數，1934年1月，大學女生已經減少到只有全部學生的10%，到1939年，德國大學生已經比1933年減少了57%。[x] 而中學生（grammar school）也減少將近五分之一。升學機會減少，使得那些想升學的學生之間競爭加劇，許多學生爭相表現對納粹的忠誠，甚至向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出賣自己的同學或揭發老師的不忠行為。政治正確代替知識學業成為“好學生”和“擇優錄取”的主要標準。學生作文時照搬照抄納粹報紙，如果老師對作文打低分或者有負面的評語，學生就會匯報上去，揭發老師的行為。[xi]

然而，作為整體的教師，他們是最配合納粹的職業人群，至少公開的表現是如此，97%的教師是納粹教師聯合會（NSLB）的會員。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后，大批乘順風船的人入了黨，1936年納粹停止大規模吸收黨員。就在這之前，已經有32%的教師聯合會員是納粹黨員。教師聯合會中的黨員人數是納粹公務員聯合會的將近2倍。擔任納粹黨政領導干部的比例更高，教師是14%，而公務員則是6%。在納粹黨高級干部中，有76名區領導和7名大區領導是教師出身。教師們所慣常使用的政治、道德說教和腔調對納粹話語有很大影響。許多忠于黨的教師在學校和基層組織中積極發揮作用，成為影響和教育學生的表率。許多教師以前是社會民主黨人，搖身一變就成了納粹黨人，當時流行這樣一個挖苦教師的段子：“什么是最短的時間單位？答案是，‘小學教師改變政治忠誠所需要的時間。”[xii]使教師變成納粹黨的人，變成聽從納粹黨使喚并致力于在學校里從事黨國教育事業的黨民，這是納粹實現黨國主義教育一個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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