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里“伊拉克與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又稱“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的突然崛起，得到全球矚目。該組織在伊拉克西北部攻城掠地，勢如破竹，威脅巴格達，危及伊拉克石油供應前景，震驚世界，讓西方國家不得不熟思應對之策。

不過，長期的觀察者也能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ISIS發起的咄咄逼人的攻勢，并沒有引起全球新一輪“反恐”警報齊鳴。最開始，美國對ISIS的反應相對冷淡，把防御其擴張的任務主要交給了巴格達政府，只是到了后來，在ISIS圍困信奉基督教的“雅茲迪派”，并把主攻方向轉到與美國關系親密的庫爾德人，危及當地美國利益的時候，奧巴馬政府才決定對其發動空襲，但盡管如此，還是始終排除出動地面部隊的選項。

作風極其殘忍的ISIS有占據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野心。它在6月29日宣布成立哈里發國，以其領導人巴格達迪為首任哈里發。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自1924年初土耳其共和國正式廢除哈里發制以來（當然在那之前很久哈里發制就淪為形式意義上的歷史殘跡了），首次有人宣布恢復哈里發制。巴格達迪把歷史上的哈里發名號加于自身，意味著試圖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的統治者。在此之前，阿富汗塔利班等組織雖然都試圖建立神權政體，但都沒有顯露出如此龐大的野心。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假設這件事發生在9·11事件之后，這會在西方激起多大的反應。政治家肯定會說，在遙遠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土地上猖獗作惡的恐怖組織ISIS并不是孤立的，從那里滋生的恐怖活動必然會波及西方社會，構成對西方平民的傷害，因而有必要對其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試想，2001年時，塔利班只不過是庇護了“基地”這個恐怖組織，尚且遭到美國空襲，被趕出喀布爾等大城市，失去執政地位。而現在ISIS這個原教旨主義組織直接控制大片土地，掌權建政，一個本應被視為心腹大患的問題，為何反而被輕描淡寫呢？應該說，美國總體上對于“恐怖主義”的敏感程度和反應力度，都有所降低。而這與美國國內對整個“反恐戰爭”話語的檢討有一定關系。

目前為止，奧巴馬政府一直只是就事論事地談如何應對ISIS，而不再將這起軍事行動描述為一個更大范圍的“反恐戰爭”的一部分。事實上，“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作為一個特殊的語詞，并不是一貫就有的，也不是美國政府用了很久的措辭，而是由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才被創造出來的。但在小布什執政后期，奧巴馬在競選過程中就一直批評“反恐戰爭”說法，而且在美國當時的反戰氣氛中，這也得到了美國民眾的支持。奧巴馬上臺以來，迄今為止，從未再正式使用過這個語詞。可以說，“反恐戰爭”一說已被奧巴馬政府徹底放棄。當然，美國國內或許還有媒體或個人在提“反恐戰爭”，但它已不再是官方的政策。

也許有人會說，不提“反恐戰爭”，不過是說明奧巴馬這一屆民主黨政府忽視“反恐”，如果不是民主黨人當政，共和黨很可能重提乃至重啟“反恐戰爭”。再次應該詢問的一個問題是，小布什時代美國真正是在“反恐”嗎？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出兵打擊塔利班后不久，迅速就把戰爭方向轉向了美國情報機構后來確定和9·11襲擊根本沒有關系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薩達姆政權縱有千般殘暴，也有一個客觀上做得對的地方，就是對“基地”等原教旨主義激進好戰分子嚴厲鎮壓（當然這主要是薩達姆維護自身獨裁統治所需），恐怖主義在伊拉克沒有容身之地。但是在伊戰之后，伊拉克重新成為滋生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的溫床。而這一切，無不是反戰者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經激烈警告的。可以說，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至少在伊拉克起到了讓恐怖主義加劇的效果，把戰爭重點轉向伊拉克也導致對阿富汗“基地組織”的打擊不力，而最后本·拉登是在奧巴馬任內被擊斃的。這個鮮活的例子說明，“反恐戰爭”這個語詞可能被政府利用，把軍事等資源投入與反恐無關的方面。

小布什時期，在很大程度上，“反恐”演變成為一種名號，用來掩蓋對于地緣政治利益的爭奪。毫無疑問，針對平民的大規模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行為，的確是應予嚴厲譴責的。這是人類文明的底線，這種行為也是為世界所有主流宗教所堅決反對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對文明的威脅，對人類正常生活的威脅，都應該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對威脅的反應，應該和威脅的具體特點和威脅程度成比例、相適應。恐怖組織并不是傳統的國家，很多時候甚至沒有固定的統治地域。在方式上、策略上，對于這些來無蹤、去無影、模糊飄渺的恐怖組織，有一些效果更好的方法，比如加強國家之間的司法合作，緝捕恐怖分子。

如果是在法治廢弛的“失敗國家”，則可以采取小規模特種軍事行動的方式來應對。如果是以發起大規模戰爭的方式應對，很容易讓“反恐”偏離對象，而且對平民造成大量的所謂“附帶傷害”。這時就要考慮，為了本國平民的絕對安全而讓別國平民承受過度的傷害，在道義上是否合理。

“反恐戰爭”還容易讓人認為存在一種“全球恐怖主義”的威脅，把“反恐”視為一場“文明”對“野蠻”的戰爭，不把“恐怖分子”全部清除就不罷休（諷刺的是對“恐怖分子”的認定權屬于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這很容易導致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污蔑和妖魔化，也導致外交政策過于迷信武力。事實證明，戰爭難以消除針對平民的恐怖活動，恐怖主義需要復雜的應對方式。“反恐戰爭”還很容易導致把很多性質很不相同的組織都視為“恐怖組織”。弗朗西斯·福山就批評說，“反恐戰爭”一語混淆了兩種行為：一種是反占領的反抗行為，雖然這種行為有時也以無差別襲擊平民的方式出現；另一種是專門以襲擊平民制造恐慌為目的的“全球圣戰”。這種混淆容易導致對合法組織的誤傷，從而讓別國民眾覺得美國蠻不講理、是非不分，從而激發出更大的針對美國的敵意。

“反恐戰爭”的問題不僅表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表現在國內領域。政府借“反恐戰爭”之機也可以夸大對恐怖主義威脅的渲染，誘使國民接受政府對一些戰爭行為投入更多資源，從軍火公司采購更多的軍事裝備，到采取一些特殊時期的對信息自由、人身自由放松司法程序約束的行為，這些都將意味著政府權力的擴大，給人權造成損害。

應該說，值得贊許的是，在9·11之后，曾有不少美國人認為應該修改那些嚴格保護人權的司法程序，以避免潛在的犯罪分子、“恐怖分子”被放縱，但美國最終沒有全面地這么做。這并不是什么理想主義的“小清新”，而是基于合理的利益計算。因為如果以一時的恐怖主義威脅為由，就破壞歷史上經過人們長久努力而建立的正當程序機制，將是嚴重得不償失的。這種謹慎和反思，體現了美國人對自由的珍視和對權力擴張的時刻警惕，這是美國文化最大的閃光點之一。但是在局部上，關塔那摩監獄和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也提醒如果因為“反恐”而放棄法治規則會帶來多么嚴重的后果。

可以發現，對“反恐戰爭”的檢討，也在慢慢發展為對“恐怖主義”話語本身的檢討。現代社會要求對各種現象“祛魅”，公開討論其成因，在討論的基礎上探尋理性的基于法治的解決方案，而可以把一些現象神秘化、“不可知化”，就為政府的各種上下其手創造了空間。有人說探討恐怖主義產生的原因就是為恐怖主義辯解，這是毫無邏輯的。恐怖主義應該被堅決反對和嚴厲打擊，但不應被故意地神秘化。

歸根結底，語詞的使用不只是語詞問題，尤其是政府的語詞，以及在現代社會擁有巨大“權力”的主流媒體使用的語詞。語詞往往也關乎社會心理、游戲規則、公共資源的投入和分配，因而涉及權力者對社會的形塑與控制。模糊而令人驚恐的語詞最易于被操縱，從而用于執政者的私利，導致民權遭到犧牲，這是最值得警惕的。只有把一切政治性的措辭都置于理性和邏輯的審視之下，經歷公開民主辯論的淬煉，才談得上鑄造理性而精當的政策。可以說，“反恐戰爭”在美國就經歷了這樣的淬煉。

當然，不用“反恐戰爭”這個語詞，并不意味著要對一些非常極端殘暴的組織聽之任之，而只是說要做更多針對具體情境的具體分析，以及采取的應對措施與對方的威脅程度相適應。比如說，不是不打擊ISIS，只是把目標集中在ISIS問題上，分析這一具體威脅所需要的應對舉措。從這一方面講，奧巴馬政府主動放棄“反恐戰爭”說法，把問題具體化而不渲染、夸大事態，也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彈性和自我糾錯能力。

在此還要做一些本來不必要、但有時卻似乎又不得不做的補充。對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這項具體政策和說辭提出一定的質疑，并不等于質疑民主、自由等，因為支持民主、自由，并不一定等同于對所有政體為民主制的政府的具體政策都進行無條件的支持。那些政體為民主制的國家，他們不一定所有行為、尤其是受國內民主機制約束較低的外交政策行為，都符合民主的精神，而那些或許會對自由構成潛在損害的政策，需要得到嚴厲的審視，這才符合民主的真正意義。

文/劉淄川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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