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黨國教師首先必須先成為黨民

在納粹的極權統治制度中，學校進行的是一種由統治政黨意識形態指揮的黨化教育。這種黨化教育滲透到教育的每一個環節之中，而在每一個環節中使這種黨化意識形態順利發生作用的正是無數直接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師。在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監視、相互表白政治正確的環境中，學生揭發教師或者教師揭發教師，有出于真信仰的，也有出于自保或求榮動機的，難以清晰辨認。就連當事人自己也往往不清楚到底是出于什么動機，他們羞于在內心承認自己功利動機，因此會下意識地壓抑真實動機，竭力讓自己相信自己的所言所行都是出于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對元首的忠誠。極權統治從內心扭曲人們的心靈，營造了一個由恐懼和不信任來維持的假面社會。作為這樣一個社會的成員，無論是積極爭取進步，要求入黨，還是緊跟主旋律，用納粹思想教育學生，很難從教師們的行為推導出他們的真實動機或心理活動。

盡管如此，教師還是可能在教學中有意外發生，如不小心在批改作文或其他教學活動中留下了什么把柄。當這種意外發生時，一個教師被學生告發反黨，并不就等于他真的反黨，他當然也不可能就因此承認自己反黨。相反，他一定會努力為自己辯解，并可能從此以后加倍努力表現自己的忠誠，比其他教師更積極地配合黨的要求，更精誠地與納粹合作。隨時可能發生的密告或揭發加強了每一個教師在自己思想意識上的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的結果往往并不是把真實的“不良”思想隱藏起來，而是干脆在出現之前就自行消除，讓自己變得思想純潔。黨化教育迫使人們不斷進行思想的相互純潔和自我純潔，它在課堂里發生之前，早就先已經在許多教師的頭腦中發生了，并成為他們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沒有這樣的教師，黨化教育是不可能有效在學校里貫徹的。

納粹極權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警察國家，為了實現有效的黨化教育，納粹并不需要在每一個教室，每一堂課上派一個專門的監督人員。監督是由教師周圍的學生們和其他教師們隨時隨地在進行的。而且，這樣的黨化教育是一個有機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教師這個職業本身就已經被指定了為黨宣傳的任務。滲透著黨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教材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強制或誘使學生和老師不斷操練假話和套話。就算一個教師在內心深處或私底下對黨有看法，他所使用的教材，被安置的課程，甚至他“為人師表”的內容，也都使得他不能不為黨化教育服務。例如，慕尼黑中學有一位歷史教員，他在歷史課上不愿意多講納粹最為驕傲的“慕尼黑起義”（Munich Putsch）和納粹英雄霍斯特·威塞爾（Horst Wessel），但是，他對學生講述德國在一戰后受到不公待遇和魏瑪共和的軟弱，他所表達的那種“強國興邦”的愿望正是納粹宣傳的基調，因此，這位教師仍然是一位對納粹有用的教師。[xiii]

為了確保教師在思想認識上與黨國教義保持高度一致，納粹非常重視對教師的思想教育。到1938年，全德國的教師已經有三分之二都在學習營地接受過為期一個月的學習。這種學習班式的集訓，它的環境本身就具有極權黨化教育的特點和功效。它把許許多多互不認識的人集中起來，組織成一個個的小組，接受組織紀律的嚴格管束。教師們被安置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每天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接受密集的思想灌輸。這種環境使他們迅速地喪失個人意識，變得非常馴服，非常合群，時刻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作為自己的言行準繩。這種營地訓練還有一種強迫教師“年青化”的效果，使他們精神煥發，處于亢奮狀態，回到學校后，變得更容易與青年學生融合并用正確思想影響他們。教師們不只接受思想教育，而且還要接受體能訓練，所有50歲以下的教師都必須進修“體育課”，以確保精力充沛、斗志昂揚。[xiv]

和所有其他國家一樣，在納粹德國，教師首先是生活在一個特定政體下的國民，教書只是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教師與其他國人一樣，他們的行為有可以辨認的共同國民特征。民主國家的教師與極權國家的教師，他們的不同不只表現在他們在學校事務和課堂里的所作所為，更表現在他們是什么樣的國民。在民主國家里，私立學校可以自行選擇教材，教材的編寫也無須經過權力集中的管理機構的審查。公立學校在決定使用何種教材時，也有民主的討論程序。即使在教材決定后，家長們仍可以提出他們自己的異議或要求，因為家長對子女教育的監護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在極權國家里，教材的編寫和審定都是受黨國權力控制的，即使教材允許“選擇”，也是在寥寥數種政治同樣正確的教材之間進行選擇，絕對不可能發生“出格”的事情。教師對教材發表意見，也絕對不敢出格。例如，一旦選用了《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這種政治高度正確的教材，就算有的老師不同意，也不敢站出來公開表示。不僅如此，為了掩飾自己和表現政治覺悟，這些教師甚至還會比別人更熱烈地擁護和要求使用這樣的教材。這就是極權意識形態的統治力的效能所在，它讓每個國民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確，如何隨時隨地與它保持一致。

這種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就是科拉考斯基（L. Kolakowski）所說的由“完全的權力”（total power）所維持的“完全的意識形態”（total ideology）：“完全的權力和完全的意識形態是相互緊綁住一起的。意識形態具有一種最強程度的‘完全’，任何宗教信仰都達不到這個程度。……它的目標不只是要宰制和管制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且根本就是替代私人生活，把人變成意識形態口號的復制品。換言之，它根本就消滅了生命的個體形式”。[xv]生活在這樣一種徹底被控制狀態中的個人，無論是作為國民，還是教師，他們的行為都不能看作是普通意義上的那種由個體意志和選擇決定或影響的個人行為。就他們而言，普通意義上的“謊言”、“假裝”、“假面”也不足以解釋他們政治正確行為的性質，因為普通意義上的“謊言”、“假裝”、“假面”也是需要由個體意志指導的，是一種知道自己在作假的作假。但是，在極權統治下，人連這種主體意志也不能充分形成。正如科拉考斯基所說，在完美的極權中，謊言不是謊言，“如此完全的意識形態使得完美極權社會中的‘謊言’有了一種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意義，這種功能是如此特別，如此具有創造性，以至于連‘謊言’這個字也詞不達意了”。[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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