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紀70年代，蘇聯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國的同時，也成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進口國，蘇聯當時已被深深地卷入了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80年代中期，在國際油價急劇下跌的情勢下，蘇聯政治高層對策失誤，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把握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規律，對于制訂應對經濟危機的舉措和規劃危機后的發展戰略大有裨益。
1981 年里根入主白宮后，美國在遏制蘇聯、與之爭霸的過程中實施兩手戰略： 一是把蘇聯引上與美進行軍備競賽的快車道，從經濟上消耗蘇聯國力；二是通過施壓 OPEC 增產，使世界石油價格低位運行，切斷蘇聯軍備競賽所需資金來源，拖垮蘇聯經濟。世界經濟周期影響著石油供需的平衡，進而刺激油價的漲落。西方經濟衰退和危機的周期一般為 5-6 年一個循環。國際油價走勢與之相契合：3-5 年短波段、10-12 年中波段、28-30 年為長波段。西方經濟當時陷入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美歐為了抑制本國通脹、刺激經濟復蘇并打壓蘇聯石油收入，慫恿沙特于 1986 年燃爆戰后國際石油市場最慘烈的價格戰。美國發動的全球油價“逆危機”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之一。
石油、經濟周期與蘇聯解體衰亡
沙皇俄國 1898-1901 年的石油產量（1911 年俄國產量 1120 萬噸，全球 2124 萬噸）曾一度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之后，美國又奪回石油產量第一的寶座，并保持到 1974 年。1975 年，蘇聯石油產量超過美國。而蘇聯解體后，1992 年沙特超過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產國和出口國。2007 年，俄羅斯奪回石油超級大國的桂冠。但 2009 年美國發生“頁巖氣革命”，取代了俄羅斯天然氣第一生產國的地位。俄羅斯能源大國地位的興衰與國運休戚相關，并影響了世界格局變化。本文主要論 述蘇聯晚期油價震蕩走低因素與蘇聯解體的關聯性。
1986 年國際油價急劇下跌，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石油成為國際關系中結盟和斷交的推進劑以及戰爭與革命的緣由。在 1985-1999 年世界油價低迷的 15年間，俄國經歷了戈爾巴喬夫改革、蘇聯解體和葉利欽時代痛苦的、接近崩潰的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轉軌過程。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蘇聯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國的同時，也成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進口國。蘇聯當時已被深深地卷入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之中。到了 80 年代，蘇聯一半以上的外匯收入靠石油出口，而一半以上的外匯支出用于進 口糧食和食品。因此，蘇聯經濟狀況直接取決于世界油價和谷物價格的波動，取決于世界對石油和糧食的總體需求態勢。
從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至中期，蘇聯經濟學家和政治決策領導層都沒有對蘇聯卷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后果做出相應評估。因此，1980-1982 年間，世界經濟出現連續衰退并伴之以石油價格下降時，蘇聯沒有人預見到這一情況將給蘇聯外貿以及外匯金融系統帶來何種災難性的后果。
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了蘇聯計劃經濟增長速度的衰減：從 50 年代的 6%、70 年代的 4%到 80 年代的 3-3.5%（А Г 阿甘別吉楊認為，蘇聯經濟 70 年代已為零增長，80 年代中期則下降 8%）。蘇聯經濟持續 20-30 年增速遞減，甚至增長停滯。但盡管如此，也不至于導致經濟崩潰。1991 年蘇聯出人意料地解體，不僅給蘇聯學者的聲譽投下了陰影，而且也令外國的蘇聯經濟學和政治學家臉上無光。1992 年以后，上述學者開始研究蘇聯解體，并馬上拋出了一系列非常主觀的論斷。一類學者斷定，蘇聯解體是以 1985 年上臺的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決策失誤造成的；[1]另一類學者則認為，是 1982 年美國里根總統實施“星球大戰”計劃弱化了蘇聯經濟而導致了蘇聯解體。[2]
90 年代蘇聯檔案放開之后，學者才有機會據此來分析蘇聯最后 20 年的歷史，蘇聯衰亡的體制原因顯露無疑。至少可以明白的是，蘇聯解體的機制包括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的交互作用。蘇聯檔案資料和解密的美國文獻表明，在各種因素中居于特殊重要地位的是對外政策的作用，親美力量對蘇聯領導層和專家的影響，對蘇聯解體進程起到了極其重要的催化劑作用。解體的客觀原因則是蘇聯大廈的根基早在幾十年前就出現了巨大的裂縫。蘇聯政治領導人沒有搞清本國已經有限融入的世界經濟的運行規律，在錯誤評估局勢的基礎上作出了錯誤的決策。
20 世紀 80 年代，蘇聯極度依賴油氣出口收入來維持經濟運轉，油氣價格下跌使蘇聯國力遭受重創。能源出口收入占蘇聯外匯收入最高曾達到 54.4%（1984 年）。隨著世界油價走低，石油出口收入從占蘇聯外匯收入的 38.8%（1985 年）下降到 33.5%（1987 年）。蘇聯只得靠提高出口量來彌補油價下跌造成的外匯收入的下降。1971-1989 年蘇聯石油出口增長 90%，1989 年達到 1.847 億噸（其中原油 1.273 億噸，油品 0.574 億噸）。出口量占開采量的比重不斷增加：1970 年為 25.8%、1980 年為27.7%、1987 年為 29.1%、1988 年為 34%。1985 年俄羅斯聯邦出口能源 4.74 億噸標準燃料，1990 年 4.62 億噸標準燃料。1988 年俄聯邦石油產量比 1981 年提高 2100 萬噸，出口增加 4800 萬噸，但收入卻下降了 50%。而蘇聯天然氣出口占外匯收入的比重 1989 年為 29.2%，當年出口天然氣 1010.5 億立方米（對經互會 46.7%，南斯拉夫聯邦 4.8%，西歐 45.5%）。蘇聯 1975-1990 年油氣產量見表 1。
蘇聯 1970-1986 年對石油天然氣工業的投入提高了 1-2 倍。1970-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石油工業占工業總投入的 8.8-9.3%，1986 年則提高到了 19.5%。蘇聯石油產能 1970 年為美國的 74%，1986 增長到了 140%；在此期間，天然氣產量從相當于美國的 30%增長到了 133%。蘇聯從西方進口的機械設備包括成套石油開采設備，占進口總額的比重從 1980 年的 29.8%提高到了 1990 年 43.8%。另外，蘇聯從 1975 年變為糧食凈進口國，糧食進口激增。1970 年凈出口 350 萬噸，1974 年糧食進出口持平，1975 年進口上千萬噸。1984 年僅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糧食達 2680 萬噸。1986-1988 年，食品短缺約為 210 億盧布（在食品生產總額為 1360億盧布的情況下）。[3]除大量進口糧食外，1989 年進口肉類 60 萬噸，奶油 24 萬噸，植物油 120 萬噸，砂糖 550 萬噸，柑橘 50 萬噸。[4]
在 1973 年和 1979 年兩次石油危機期間，蘇聯大幅增產，拒絕與歐佩克限產保價相配合。其與歐佩克爭奪西歐市場，爭當西方的“可靠伙伴”。[5]
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蘇聯陷入了用增產維持石油美元收益的怪圈。始于 70 年代中期的經濟停滯到 80 年代演變為關鍵經濟部門的危機：經濟結構失衡，技術工藝落后。蘇聯 80 年代初已形成極度的軍工經濟特征。軍品占機器制造業的 60%以上，軍事支出占國民總產值的 23%；80 年代末上述指標分別提高到 80%和 28%。[6]蘇聯農業增速從 60 年代的 4.3%降至 80 年代初的 1.4%。在此期間，工業增速從 8.4%降至 3.5%。消費部門長期衰退，限制了民眾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戈氏上臺正面臨蘇聯綜合國力下降、內外交困的局面。[7]阿富汗戰爭還在持續，[8]
1986年 4 月又發生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故，與美國軍備競賽消耗了蘇聯國內資源的 40%。戈氏實施加速戰略，計劃“十二五”期間（1986-1990 年）GNP 增速為 2.8%,2000年前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翻一番。為此，五年內燃料—原材料工業產量需要增長15%，而投資需要新增 30-40%。資金來源只能依靠向西歐市場大規模傾銷石油等原材料。戈氏經濟改革時期國家訂貨占 GNP 的 90%，嚴重扭曲了實體—財政金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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