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糧食和外貿危機

全球石油價格下挫使蘇聯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的對外貿易平衡情況變得更加復雜，但這不足以導致蘇聯在 1991 年發生解體的悲劇。蘇聯官方認為，由于全球石油價格下跌所導致的外匯收入總額減少的幅度并不大——約 15%。但在石油出口量縮減之后，蘇聯外匯收入開始加速銳減，而金屬、木材、棉花等產品的出口量下降導致這一情況變得更加棘手。蘇聯高技術產品出口量（4%）在對外貿易額中所起的作用歷來不大。結果到 90 年代初，蘇聯外貿體系中出現了巨大的貿易逆差——進口量大幅超過出口量。這樣就引發一個問題——是否有可能縮減進口以防止蘇聯經濟 出現崩潰？

20 世紀 80 年代蘇聯的主要進口項目是糧食和食品。1990 年這兩種物資在進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超過了 50%。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石油收入的大部分實際上都用于購買谷物和食品上。典型事例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向西西伯利亞主要石油開采企業的領導穆拉夫連科提出請求，內容是：“面包出現問題，請增加 300 萬噸計劃外石油”用于出口創匯。[19]

可見，在糧食進口和石油出口之間形成了一種剛性聯系，這種聯系促使石油企業加快油田開發速度，加緊石油開采，這又成為引發為石油領域出現危機的原因。

但是，蘇聯依賴食品進口的情況并不常見。1914 年之前，俄國曾是世界上第一大糧食出口國。正是農產品的出口在歷史上保證了俄羅斯的外匯收入，并為進口機械設備提供了資金。蘇聯首個關于在國外大量采購糧食的決議是在 1963 年通過的。當年糧食減產，而此前，蘇聯一直是農產品的出口國。蘇聯轉而成為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引發了一系列巨大而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如果不是依靠出口石油，糧食問題很可能在 20 世紀 70 年代就成為災難性問題。無論是黃金開采，還是木材、棉花的出口以及對外舉債，都不能保證用來進口農產品的穩定撥款。在此情況下，只有 在西西伯利亞開發并開采大型油田，將石油大量出口換匯才能阻止糧食危機的發生。美國學者科特金寫道，“如果沒有西伯利亞的石油，蘇聯很可能會提前 20 年塌陷（解體）”[20]。他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蘇聯農產品進口量占所需糧食總量的 40%以上，成為蘇聯經濟的軟肋[21]。蘇聯領導層認識到本國在地緣政治敵手面前存在戰略上的弱點——蘇聯要向這些國家購買糧食，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但無力回天。20 世紀 60-80 年代，蘇聯向農業生產投入了大量資金，并實施了一批大型項目， 但 80 年代主要農產品產量依然停留在 60 年代的水平。這一時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國家不得不支付大量外匯用于在國外采購糧食和食品。無法解決的糧食問題動搖了蘇聯經濟的根基，限制了蘇聯實行更為積極的外交政策。蘇聯農業衰退的基礎是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形成的。蘇聯選擇了斯大林模式，徹底消滅個體經濟，組織大規模生產，完全剝奪了農業生產者的物質利益，這使農業發展走向末路。而后來蘇聯領導層為提高農業效益所作出的所有嘗試都沒有超出斯大林所實行的僵化的管理模式。農業成了蘇聯經濟中最保守的部門，甚至不允許討論任何有關農業生產轉入市場運營機制的可行性。因為政府不愿意、也不打算在農業生產領域實施痛苦的但卻必要的市場化改革，這種情況導致了蘇聯農產品消費市場在 1990-1991 年間的徹底崩潰。

嚴格地說，在 1986 年石油出口收入減少后，應該馬上就開始縮減糧食和食品的進口量。但國家舉債以及商業貸款的利用推遲了這一時刻的到來。而到了 1991 年，卻根據石油出口量把糧食的進口量減少了一半。但是，對外貿易“進出口平衡”的自然恢復并不是有針對性的反危機行動的結果，而是許多情況疊加的后果。一直到蘇聯解體前的最后一刻，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層也沒有打算通過不受歡迎 的“保持穩定”的決議。戈爾巴喬夫在位的最后幾年已經認識到，如果不明顯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國家是不可能從危機中走出來的。但對于戈爾巴喬夫來說，這條路是不能走的，因為這意味著徹底失去政治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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