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于杰先生于2014年年初一個內部討論的整理稿。中國過去4年的經濟軌跡正在印證文中的邏輯。有投資者因為此文調整了資產配置，有境外機構全文翻譯傳閱該討論稿。我們今天重發此文，希望幫助讀者和投資者更好地理解當下的形勢和中美經貿關系。

今天同大家探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條件和邏輯，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另一個，基于全球背景、中國過去35年經濟增長邏輯，以及當下的經濟困境。其中的一些內容，過去幾年也在報紙上發過，今天做一個系統的梳理，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全球經濟榮枯均有中美因素

一、經濟增長的條件，是勞動力、資金和資源。歷史的經驗表明，具備了這些條件，經濟不見得增長，或者不見得實現理想的增長效果。這些條件只能視為必要條件，要實現預期的增長，不僅需要稟賦接近的經濟體，還需要制度的配合。

19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迅速，根本原因是技術革新及傳播和應用，提高了生產效率。技術的發端和產業化普及主要在西方市場體，原因在于其制度對創新的支持、法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逐漸完善的企業組織對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些因素構成了系統化的、健康的市場秩序，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并形成良性循環。20世紀之后的金融業發展，對技術創新及應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期間，后發經濟體的追趕、崛起，很好地印證了比較優勢理論。到目前為止，我個人是認同重商主義的，后發經濟體要階段性地實現經濟增長，必須依托開放、國際貿易。中國過去60年的經濟軌跡，也是一個證明。

技術研發上的相對“穩周期”（時間長）和后發經濟體學習周期的縮短，是一個矛盾。后者會在時間上對先發經濟體形成一個倒逼，先發經濟體的引領優勢會相對弱化，以往的平衡會被打破，摩擦不可避免，日益發達的金融市場將這種不平衡快速演化為危機。

蒸汽機、鐵路、化工這些新技術，傳播、應用的周期都比較長，鐵路的建設甚至在中國引發了政治革命。IT作為一個新技術，同時又是技術傳播的手段，**縮短了學習時間（歷史上新技術的推廣應用，極大地開發了民智，提高了學習能力，對新技術的傳播也很重要），IT技術又使得很多領域的新發明、產品的學習、“推廣”變得以秒計算，大部分社會穩定的經濟體，生產效率得以明顯提高，中國尤其受益。

具備革命性的新技術沒有在短期內出現，作為引領全球技術創新的美國，在中國這樣的快速學習者看來，“老師不靈了”。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此次危機還有很重要的中國因素。得益于WTO之后的全球化紅利以及此輪IT技術的應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由于缺乏很好的知識產權保護，中國企業低成本地利用新技術，快速提高生產效率，并大量向全世界特別是向美國出口，加劇了全球貿易的失衡。中國出口在WTO之后快速急劇增加，除了前述原因，還有幾個關鍵因素：歐美在2001年之后向中國敞開市場，沒有“最惠國待遇”一類的折騰；中國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參與到國際貿易活動中，有一個統計數字，說是WTO后，中國直接、間接參與外貿的勞動力達到3億，超過歐盟總人口；社會低福利降低了出口商品成本，比較典型的如低人工福利和環境污染；非經濟因素惡化收入差距，抑制國內消費。這些內容，后面會繼續探討。此間，中國積累了高額的貿易順差（主要是來自美國的順差，如果沒有來自美國的順差，中國的國際貿易將保持持續逆差；另外，美國官方公布的中美貿易順差同中國公布的數據有差異，主要是美國統計了通過香港等地轉口到美國的貿易品。美國的這個統計數據更客觀。很好理解，如果美國市場減少消費，這些轉口就不會產生，中國出口總量會隨之降低。），并以外匯儲備的形式再度回流美國金融市場。

中國的巨量出口和順差美元回流這兩個因素，使得美國在2000年網絡泡沫破滅之后，CPI持續保持低位，金融市場資金充沛。產業創新的滯后和資本逐利的要求，推動資本市場“自我創新”，“次貸”因此繁榮。缺乏實業基礎，金融泡沫制造的繁榮難以持續，龐大的資金又使得短周期的危害加大。

美國是全球最終消費市場，中國是全球最大生產車間，互相依托，全球經濟的繁榮和危機，均有美國和中國因素。

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邏輯

二、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過去35年，中國經濟總量倍增，以當年價格計，1979年GDP總量4062.6億人民幣，2013年是568845億，2000年之后增長尤其明顯。

取得這個成績，國際和國內的環境因素均不可或缺。國際上我總結為四個方面：亞洲無戰事、東歐事不斷、南美陷停滯、美國發門票。用官方的語言就是：“良好的國際環境”；國內因素主要是改革、開放政策。農村聯產承包，解決了糧食供給，解放了勞動力，為后來的工業化打了基礎；開放，就是找市場、資金，引進技術，開始工業化，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經濟，搭上全球化的快車。這同前述的國際因素中的“美國發門票”是契合的。

從經濟增長的三個必要條件分析，中國在改革之初唯一缺少資本。如果考慮比較優勢，中國可以用人力優勢換取資本，開放是橋梁，解決了這個問題。這30多年的經驗證明，只要不折騰，市場、民眾可以做出理性選擇，解決生存和發展的問題。政策的價值在于，不違人性、市場規律，因為政策制定者并不比大眾聰明。就比如，改革之初的糧食增長，根本原因在于體力勞動者和土地肥沃的紅利，政策只是順應了民意。加入WTO，中國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非常典型的Freerider，看先發國家如何增長、發展起來，跟隨就可以了。各種政策、戰略，除了增加尋租的機會，并不會為大眾增加福利。所有政策的成績，都只是開放的結果。這個邏輯我在“積累三十年”的文章里有詳細分析。馬航370事件中中國的角色，也很像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

在改革和開放兩個政策之間（如果將這兩個政策看作是政府對內、對外的兩個舉措），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改革的空間，在1980和1990年代，已經是極限，“南巡”并沒有改變“改革”空間狹小的困境。開放，突破了國內的空間限制，解決了產能問題，而這恰恰是中國勞動力優勢的發揮。開放以對外貿易為先、積累順差，外資同步陸續跟進，從而解決了“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問題”。貿易規模擴大的軌跡，正是中國經濟擴大的內在邏輯，繁榮之下，掩蓋和推遲了改革的壓力。

出口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邏輯是：出口增加——消化過剩產能——換取外匯／外資流入——增加貨幣發行——貸款增加——貨幣供應量增加——地產等資源價格上漲——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經濟總量增加（繁榮）。

上述過程中，有三個環節至關重要。

一是消化過剩產能，二是該改變貨幣發行方式，第三是貨幣化（貨幣供應量增加）。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有一個共識是投資拉動。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這個結論是沒問題的。但如果考慮一個問題：如果投資拉動就可以解決經濟增長，為什么在加入WTO之前沒有持續依靠投資拉動？1949年至1993年，中國投資占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大躍進的1958年，結果是連著“三年自然災害”；1993年，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東風，年度投資增長率超過50％（到目前為止紀錄未打破），其后是8年的去產能過程：砸三鐵、保值儲蓄、下崗再就業、國退民進、抓大放小、銀行壞帳超過20％／技術上破產……最終需要GDP“保八”。投資的直接結果是產能增加，生產產品賣給誰？是個問題。

改革之初，正是中國出生高峰期人口進入勞動力步入就業年齡。勞動力充裕，用好了是紅利，用不好就是麻煩。在加入WTO之前，政策當局想盡各種策略，可以用一個詞總結，就是“折騰”。出口市場（export）是中國產能的出口（outlet），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投資產能的問題才解決，投資增長才逐漸恢復。并進一步強化其與GDP增長的正相關和因果關系。解決了產能，也就解決了就業。如果中國更早地加入WTO，可能就不會有1995年之后的“國退民進”了。

改革、開放，不管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都是政府無奈之選。不選擇開放，中國會是什么樣子，不遠的鄰居可為印鑒。懷疑開放、外貿出口對經濟的決定性作用的，看看中國哪些區域發達、打工者來自哪里／去向哪里、房價哪些城市高、銅／鐵礦石／大豆融資在哪些城市出現，懷疑會少一些。當然，在中國，首都是特例，即使首都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四環內仍然會異常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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