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采訪鄧小平

1975年我從紐約奉調回國，逐漸開始為中央領導做翻譯，高層會談政治性強，要求完整、準確，有時甚至要犧牲語言的美。

我參加的政治會談，涉及的議題并非都是爭議很大的，有些會見或會談內容比較平淡，也比較好翻譯。有些涉及的問題敏感，雙方爭議較大，對翻譯的挑戰較為嚴峻，精神壓力也大，但是完成任務后，感到很充實，很有成就感。

意大利著名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對鄧小平的采訪，是我翻譯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戰性的任務。重要，是因為其特殊的國內外歷史背景；挑戰，是因為采訪全文要在世界各大報刊發表，等于是面對全世界的一場考試。

法拉奇其人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辦公樓走廊上遇到英文處的領導，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說：“明天上午鄧副總理禮節性會見意大利記者，你去做翻譯，這記者有時說話不太禮貌，必要時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見你。”

我覺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譯，為什么找一個英文翻譯？回答是：“記者本人要求的。”

法拉奇是什么人？我從未聽說過。要談什么問題，領導也沒有交代，這倒是自然的，因為鄧見外賓，從不照本宣科，他自有主意。

那天下午，按事先約定，我到民族飯店去見法拉奇。

法拉奇個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針織圓領衫，下身穿一條緊身藍布牛仔褲。我坐下后她鄭重其事地談了這次采訪的重要性，她說要讓世界得到關于中國的第一手信息。現在全世界都對中國感興趣，許多人揣測中國要走當年赫魯曉夫的路了，中國正處于大變革時期，而開始這一變革的是鄧小平。世界不大知道鄧小平，究竟鄧小平要干什么？她覺得要了解中國的走向，鄧小平是關鍵人物。

法拉奇還自我介紹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郵報》的記者，也是世界各國重要報紙的自由撰稿者。她曾采訪過世界上許多領導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總理梅厄夫人、約旦國王侯賽因、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伊朗精神領袖霍梅尼等，寫了一本書。法拉奇坦言，她對采訪對象的評論、印象都會毫不留情地寫在前言中。她把基辛格說成是“傲慢、詭秘、多疑”。基辛格曾說，接受法拉奇的采訪，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

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法拉奇非常關注中國發生的事，特別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產生強烈的興趣。她搜集了鄧小平的資料，看外國人寫的鄧小平傳記，對鄧小平的生平有所了解。

法拉奇向我解釋了用英文翻譯的原因。她已與世界上十家報刊簽了合同，她對鄧小平的采訪將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報刊上，例如：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法國的《世界報》、英國的《泰晤士報》、德國的《鏡報》、南斯拉夫的《政治報》等。從效果和時間考慮，她要求用英文翻譯，否則她還要從意大利文譯成英文，很耽誤時間。

法拉奇詢問了一下我的翻譯經歷，特別問我是否給鄧小平做過翻譯，得到滿意的回答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我相信你！”她還一再要我保密，不要泄露她的行蹤。

“天安門城樓的毛主席像要永遠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118廳會見了法拉奇。這次采訪的安排很特殊，過去鄧小平會見外國記者時，中國記者都有“特權”，他們可以攝像、錄音，而且可以發表，有時甚至在外國記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獨家報道，不讓任何其他新聞機構的人參加，包括中國記者。所以，這次會見時，中國攝影記者只拍了幾分鐘就退場了。當時在場的只有鄧小平、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錢其琛、法拉奇和我，還有一個記錄員，共5個人。

法拉奇畢竟是一位有經驗的老記者，一坐下來，就把錄音機放在茶幾上。其實，第一次坐下來面對這位世紀偉人時，她對采訪能否成功，心里也沒底。似乎為了給鄧小平一個好印象，她說：“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賀您，祝您生日快樂！”

鄧小平幽默地說：“明天是我的生日？我從來不關心什么時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說：“我是從您的傳記中知道的。”鄧小平說：“就算是吧，也別祝賀我。我已經76歲了，到了衰退的年齡啦！”法拉奇說：“我父親也是76歲，我要這么對他說，他肯定會打我兩巴掌的。”鄧小平說：“是呀，當然不能對你父親這么說。”

采訪就在這樣輕松的氣氛中開始了，但并不是整個過程都是輕松的。寒喧結束，一場緊張的交鋒開始了。第一次談話基本上是圍繞對毛主席的評價進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鄧先生，最近您曾經說過，中國正處在轉折點，可以說是第二次革命。事實上，今天來北京的人，可以親眼看到中國已發生的變化。人們不再穿制服了，標語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幾年前我到北京來，到處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從飯店到這里，只看到一幅，掛在紫禁城（故宮）入口處。以后你們還會保留毛主席像嗎？”

鄧小平立即看出了這位女記者的意圖，斬釘截鐵地說：“永遠要保留下去！”他指出，過去到處掛毛主席的像是不嚴肅的。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讀過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書，對毛主席的評價心存懷疑，她以犀利的提問風格緊追不放，她說：“今天人們把很多錯誤都歸咎于‘四人幫’，這符合歷史事實嗎？聽說中國人說‘四人幫’時，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鄧小平對如此唐突的問題并不計較，只是報以一笑，說：“必須清楚地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和‘四人幫’的罪行，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鄧小平列舉了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不僅在政治理論和軍事戰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學、文藝方面。他同時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開始犯的錯誤，“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了許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長作風導致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繞著彎子問了許多關于毛主席和“四人幫”的關系問題。她說：“當你們審判‘四人幫’和開下一屆黨代會時，都會提到毛，如果其結果與你們預期的相反呢？”鄧小平回答說：“我要對你說，審判‘四人幫’不會影響毛主席。當然，用‘四人幫’，毛主席是有責任的。但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做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許多好的思想，我們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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