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同在1938年9月，遠離日本本土的臺灣總督府，在駐臺海軍武官福田良三的主導下，制定了《海南島處理方針》等系列草案。方針中稱，“鑒于海南島在軍事、經濟上的重要性及地理、社會上的特殊性，該島的處理主要為，確立帝國的全方位統治實權，擴充帝國外地的統治精神……（中略）以該島為中心，作為帝國南方政策的前進據點，促進和強化我國的國策”[80]。方針中還非常詳細地闡述了統治和開發海南島各產業的對策，單方面地將海南島視為囊中之物。另外，該系列文件中的《南方外地統治組織擴充強化方策》稱，“掌握海南島統治實權的同時，應確立對東沙、西沙、南沙群島的有力支配權……（中略）在海南島設置海南廳，將東沙、西沙、南沙群島歸屬其下”[81]。可見福田的目標不僅是海南島，還包括南海的諸多島嶼，但是福田主導制定的草案性質上只能代表臺灣總督府的意見，而不是海軍中央的最終決議。但是，需注意到，起草人福田良三為1938年4月設置的臺灣海軍武官府的首任負責人，此人事安排由海軍次長山本五十六親自協調[82]，海南島作戰成功后福田即轉任海南島根據地司令[83]。而居其幕后的臺灣總督小林躋造（預備役海軍上將）亦是海軍方面為控制臺灣推動南進政策而插放的人物。海軍方面的人物成為臺灣總督實屬自1895年初代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以來的首次[84]，而小林躋造本人在就任臺灣總督后也曾多次向中央建議務必要占領海南島[85]。因此，從人事的角度來看，福田起草的系列草案在細節上可能代表臺灣方面海軍勢力的思考，但是，總體思考方向上基本源自海軍中央，而這顯然也是日本海軍于1938年9月展開的各項策動中的一部分。
更為重要的是，1938年9月7日，討論廣州作戰計劃的御前會議中，軍令部直接提議“既然決定進攻廣州，不如一鼓作氣拿下海南島”[86]。雖然由于陸軍的反對導致海軍的提議被否決，但是，軍令部在會議結尾的說明中成功添加了“考慮將來對海南島進行作戰”的補充說明事項[87]。這是海軍首次在御前會議正式提出海南島作戰，并收獲了階段性成果。這在1938年9月海軍的各項策動當中，實為關鍵性一步。
但是，海軍在1938年9月展開各項策動的根本理由并不是像《對英感情為何惡化》中宣稱的——由于中日戰爭導致的英日在華利益的矛盾激化，而是源自日本海軍堅信與對英沖突不可避免的認識，以及率先行動奪取有利態勢的戰略判斷。這是1936年南進成為國策后，英國成為日本海軍假想敵，以及《帝國軍的用兵綱領》強調“搶占先制之利”的邏輯延伸。例如，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僅一個月后的1937年8月，當時英日在華利益的沖突與矛盾并未完全激化，但是，日本海軍的局勢判斷為，“我國與美國直接利害沖突很少，與美國作戰沒有任何好處”，“利害沖突在于英國，以英國為目標擴充軍備是我國緊要課題”[88]。同月，海軍省臨時調查課提交的秘密文件《臨調資料秘第八十八號》中提出日本膨脹理想線的構想。并指出大陸方面日本應控制 “貝加爾湖以東的西伯利亞地區”，海洋方面應控制“新加坡、蘇門答臘島以東的海域”，還強調了“我海軍應把目標集中在英國，而不是美國”，“聯合德國和意大利，甚至是蘇聯，有計劃地對英國進行分割” [89]。此文件揭示了日本海軍希望控制南海以針對性地對抗英國的意圖，以及對外膨脹的進攻性思想。在此種認識下，自然就發生了前文提及的海軍于1937年9月3日占領東沙群島，1937年9月17日炮擊海口的事件，而這引發英法對日本的外交攻擊。也就是說，此時日本與英法的矛盾激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矛盾激化主要源自于日本海軍為奪取對英有利態勢的率先行動。另外，《臨調資料秘第八十八號》指出，設定膨脹理想線的意義在于，“有計劃地為偶然爆發的盧溝橋事變尋找意義和設置目的”，“有必要給國民灌輸偉大的理想”，“國力才能集中發展，國民才能在國家雄心之下奮勇前進”[90]。《對英感情為何惡化》一文的邏輯顯然與這種認識一脈相承，也就是如何使自身的戰略獲得日本民眾的支持而實現正當化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再加上，外部條件的形成也促進了海軍1938年9月的強硬態度。1938年7月19日五相會議上通過的《日德意防共協定研究方針》強調，“通過強化對英的牽制，迅速、有利的解決支那事變……（中略）對于意大利，主要將其作為牽制英國的力量”[91]。防共協定強化的實現，實質上為日本海軍在南方海洋采取軍事行動提供了盟友保障，也意味著不滿國際現狀的國家集團在逐步形成一種雛形。
綜上所述，1938年9月，面對外務省和陸軍的對英妥協態度，海軍旗幟鮮明地堅持對英強硬，并大膽地的提出海南島作戰的舉動，無法用“刺激——反應”的邏輯進行解釋。相反，日本海軍借用了中日戰爭帶來的英日矛盾，進一步推動了自身的既定戰略——南進、海軍擴張、英日對抗。在此基礎上，海南島顯然是首當其沖的戰略據點。時任軍令部第一部部員扇一登（負責政策）如此回憶道，“將海南島作戰看做將來對英美作戰的準備，這在當時海軍中央是一種常識” [92]。隨著之后中國戰局的變化，海南島作戰被推向實施。
四、軍令部的謀略與海南島作戰的實施
1938年10月21日，日軍攻占廣州，歐美諸國向中國輸送物質的香港通道因此而被切斷，中國西南方面的河內以及緬甸路線開始活躍[93] 。急于解決中日戰爭的日本認為歐美從正面妨礙了日本的行動[94]，但是，日本在華南沿海的機場只有三灶島（今珠海市西南）。從三灶島起飛的戰機因飛行半徑受限，無法有效切斷河內、緬甸的援華物資通道。此時，軍令部因勢利導地再次提出海南島作戰，建議在該島建設軍用機場，以延伸戰機向西南方向的空中作戰半徑，有效地覆蓋河內、緬甸的援華物資通道[95]，并認為這是向國際社會解釋占領海南島的一個正當理由[96]。
1938年11月12日，海軍省副官橫山一郎在外務省進行了一次以海南島為主題的演講。橫山強調了海南島作為飛行基地的價值，并認為在海南島設置基地可以有效地牽制新加坡及香港的英國艦隊[97]。橫山作為海軍省副官[98]，直屬于海軍大臣以及次長之下，可以想象此次演講是得到海軍省高層的首肯后，通過演講的方式說服外務省。1938年11月25日的五相會議上，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多次提出“在作戰必要的情況下攻占海南島”，最終使提案成為會議備案[99]。五相會議是日本國策協商機關，軍事行動需要由參謀本部總長、軍令部總長商議，在天皇親自參加的御前會議進行裁決。因此，海南島作戰在五相會議上形成備案，并不意味作戰能夠實施，但表明某種程度上內閣已經接受了海南島作戰計劃，這是1938年9月7日討論廣州作戰的御前會議之后，海軍獲得的又一次階段性成果。
1938年11月30日的御前會議中海南島問題持續發酵，會議通過的《日支新關系調整方針》強調“在華南沿岸的特定島嶼設立特殊地位”，“在華南沿岸特定島嶼及相關地點駐屯若干艦艇部隊”[100]。華南沿岸特定島嶼暗指海南島[101]。實際上，在陸海外藏四相于1938年10月29日商談《日支新關系調整方針》預備案時，海軍的意見是“在中國沿岸特定地點、華南沿岸特定島嶼，包括南海諸島設立特殊地位”[102]。在外務省和陸軍方面的反對下[103]，海軍沒有得到希望的答案，但是相比于1938年11月25日五相會議，外務省與陸軍方面進一步向海軍妥協，這是因為外務省和陸軍方面認為以海南島為跳板切斷中國西南方的援華物資通道有助于早期結束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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