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日戰爭下日本海軍的搭便車行為
七七事變爆發后，中日兩國進入全面戰爭。借此之機[50]，日本海軍的軍備在1937年至1938年之間發生了實質性的膨脹[51]。隨著戰線擴大至華中、華南地區，原本在中國問題上沒有立足點的日本海軍開始插足。1937年8月上海事變后，日本海軍開始實施長江巡航及封鎖華南沿海作戰，這導致日本與英國之間的技術性摩擦開始增加[52]。例如1937年8月下旬，發生了英國駐華大使的乘車受到日本軍機的掃射，大使哈格森（H.K.Hugessen）重傷的事件[53]。
在南海方面，日本海軍于1937年9月3日占領了東沙群島。針對此事，英國向美方告知，英法兩國均認為日本有在東沙群島建設機場，并且占領海南島、西沙群島的企圖[54]。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 Hull）認為日軍的行為已經遠離中國戰場，需喚起日方的注意[55]，但是英美法三國均沒有針對此事提出外交抗議。1937年9月11日，日本海軍的軍艦集結在廣州灣及海南島附近海域，法國駐日大使亨利（Charles Arsène-Henry）向日方提出抗議[56]。1937年9月17日，日本海軍對海南島海口進行炮擊[57]。事后第二天，法國駐日大使亨利、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萊琪（Robert L. Craigie）立刻造訪日本外務次長堀內謙介，表示嚴重關切日軍在海南島的行動，克萊琪表示海南島離英國重要權益地區很近，如果日方占領該島，英方不可能毫不關心[58]。日本外務次長堀內謙介于1937年9月24日以及1937年10月4日，分別向亨利以及克萊琪回復，表示日方沒有占領海南島的意圖[59]。針對海南島以及南海諸島嶼的問題，英美法三國除了不斷地重復外交抗議外，均沒有采取任何制裁性的行為。相反，為了防止日本做出更加過激的舉措，遠東地區實力不足的英國開始尋求對日妥協。1938年5月，迫于日本壓力，英國將占據中國海關總稅收一半的江海關稅收存款從中國中央銀行銀行賬戶轉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賬戶之下[60]。
與此同時，日本皇宮內以及內閣參議方面并不希望與英國發生沖突，認為處理對英工作是當務之急[61]。受此影響，1938年2月28日，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三機關的次長召開會議討論調整英日關系。在外務次長堀內謙介改善英日關系的呼吁下，陸軍次長梅津美次郎與海軍次長山本五十六表示沒有異議。最后，堀內外務次長提出四條具體意見。主要為“避免發生糾紛事件”，“公正解決英國關心的重大問題”，“華北華中的經濟開發對英招商”，“極力控制國內輿論，禁止反英活動”[62]。并于1938年7月26日，由致力于改善英日關系的日本外務大臣宇垣一成[63]開始與駐日英國大使克萊琪展開實質性會談[64]。關于海南島問題，考慮到英法受到刺激反而會形成國際共同戰線，宇垣一成向英方重申了沒有領土野心的立場[65]。英日正式會談之前的1938年6月27日，宇垣一成對克萊琪表示，如果日本軍隊下一步向漢口、廣東前進的時候，將有可能進攻海南島，但不是基于領土的野心[66]。克萊琪明確回答，“英方對于占領海南島一事持有種種異見”[67]。可見，外務省在處理對英問題上非常慎重，關于海南島問題也極力避免刺激英國。
陸軍方面在此問題上與外務省的看法趨向一致。1938年7月3日，陸軍省文件《陸軍關于時局外交的希望》中強調，“行使武力之外，應依靠外交交涉切斷海外對華武器支援”，“對于英國在華中、華南的權益表達善意”，“期望慎重地對待英國在華權益，避免無謂的摩擦”，“整頓帝國朝野上下的對英言行” [68]。中國政策部分則強調，“帝國需實質性支配華北及蒙疆的國防資源開發”，“有關華中的產業開發事業，帝國需與列國保持并存”。顯然，陸軍在宣稱確保陸軍系統在華北和蒙疆的利益的同時，暗示海軍應該與列強共享華中、華南的權益，避免與英國發生無謂的摩擦。
然而，當時日本社會甚囂塵上的反英氛圍某種程度上牽制了宇垣一成與克萊琪的會談。例如，中日戰爭爆發初期的1937年10月至11月之間英國駐日大使館前頻繁爆發反英游行，日本民眾要求英國政府停止向中國提供武器援助。1938年1月15日，在日本社會頗具影響力的外交時評雜志《外交時報》在卷首語中指出，“英國式的世界觀、人類觀支配著全世界，英國正在壓制著日本人的海外移民，并且對日本人關上了市場的大門”[69]。1938年3月5號，《東洋經濟新報》刊登了石橋湛山與《倫敦時報》東京特派員拜亞士（Hugh Byas）的訪談。石橋向拜亞士提出的代表性問題即是，“英國自己在全世界擁有廣大的領土，為什么要殘酷地封鎖日本對外經濟和平式的發展”。強烈的反英情緒同時也反映在日本外務省內部的中堅層。1938年7月30日，針對宇垣一成與克萊琪的會談，外務省的中堅層外交官集體拜訪宇垣外相，激烈地批評英日會談，認為“關于東亞問題，不認為在此時有和‘盎克魯撒克遜’進行妥協的必要”，“公然與援助蔣介石的英國政府代表進行會談，只是在向世界表明日本的軟弱”[70]。
海軍方面在此時選擇了與政府、社會上的反英情緒進行合流，這也是海軍對英美法的外交阻擾，以及外務省、陸軍無視海軍戰略的反彈。海軍方面無視陸軍、外務省方面強調控制反英言論的意見，在1938年9月之中接連采取了多項行動，維護自身強調對英強硬的合理性，并進一步對海南島作戰進行合理化解釋，最終逐漸在話語權上占據了優勢[71]。
1938年9月1日，軍令部發出《對英感情為何惡化》一文。文中列舉了英國對日態度傲慢無禮的28個事例，強調“關于盧溝橋事變，不得不斷定英國對我持有敵意”，“英國的對日態度桀驁不馴，把我國當成三等國家對待，猶如在用明治初年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公使的恫嚇、壓迫般眼神在對待60年后的今日之日本”，并在主要事例中提出海南島問題，認為“盡管海南島是中國領土，在該島的問題上，英國與法國一起無禮至極地發出恐嚇性通告”[72]。“恐嚇性通告”顯然指前文中提到的發生于1937年9月17日的海口炮擊事件。實際上，對海南島問題持高度敏感態度的莫過于坐擁印度支那的法國，法國就海南島問題向日本提出抗議的次數也最為頻繁[73]，不僅如此，為了對抗日本在南海的行動，1938年7月4日，法國向西沙群島派出行政長官以及巡警，并開始設立燈塔、浮標、無線電臺[74]（7月6日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即刻向法國強調西沙群島的中國主權）。但是，海軍文件《對英感情為何惡化》卻將主要矛頭有意識地指向英國，而不是法國。這是為了將對英強硬論與海南島問題進行概念連接，從而使海南島作戰得以合理化和理論化[75]。另外，《對英感情為何惡化》中宣傳的香港事例稱，“英國號稱為了保護在港日本人，要求日本人進行集中，這給日本人的經商帶來極大不便，無論怎樣善意地去理解，都不得不說這是反日援華的行為”[76]。但是，軍令部內部所獲取的情報卻顯示，“香港政府禁止煽動抗日的新聞、嚴格調查針對臺灣人的暴力事件、對反日運動人士施以嚴刑，通過這些事實基本可以看出其在極度努力防止發生針對日本人的事件”[77]。以及，《對英感情為何惡化》強調已經高度自治的英領加拿大實行反日宣傳與對日經濟制裁，卻只字不提英國所管轄的殖民地新加坡嚴格取締華僑的反日行為、沒收華人學校的反日教科書、取締華人反日糾察隊的情況，而這一情況當時軍令部也已經掌握[78]。綜上所述，可見《對英感情為何惡化》是心口不一的宣傳性文件，其目的在于，巧妙地喚起人們對于英日同盟終結后的集體性傷痛記憶，片面的使用部分事例進行論證，從道德上指責英國為傲慢挑釁一方，與日本政府、社會中存在的反英情緒進行合流，從而使海軍的戰略意圖得到充分的支持。
同月（1938年9月），海軍省調查課提交報告《占據海南島問題對法國的法律關系》。報告徹底否認了《清法海南島不割讓照會》、《日法協約》、《九國公約》等涉及海南島的國際協定，認為“如果占據海南島，受沖擊最大的應是法國和英國……（中略）日本帝國對海南島實施的自衛行動，在條約及國際法上沒有任何障礙” [79]。占據海南島在何種情況下可稱之為“自衛行動”，顯然任由日本海軍解釋。并且，全面否定涉及海南島的有關國際條約，顯示了此時海軍在對待海南島問題上，已經無懼國際壓力的思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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