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日本海軍對英日矛盾中衍生出美日矛盾的情況估計不足。針對海南島問題，海軍一直嘗試拉攏美國，對英國實施孤立，并且也相信與日本毫無利害沖突的美國不會插手遠東的事務[141]，日本商界向海軍提供的情報更認為英美兩國存在通商上對立等問題，不可能實行合作[142]。日本海軍的作戰計劃中，英國作為假想敵的重要性快速上升的同時，對美備戰基本沒有產生變化。另外，前文中提及的海南島作戰前軍令部內部的圖上作戰演習，預估了英法對德意、英法蘇對德意兩種局面下的作戰情況，但是沒有將美國計算在內[143]。可見，日本海軍對于美國不會參戰有十足的信心。

確實，針對日本海軍的海南島作戰，英美法三國出于各自利益或是實力不足的考慮[144]，除了外交抗議以外，沒有馬上采取對抗行動。但是，英美法三國實際所抱有的警惕認識超出了日本海軍的預判。日本海軍認為切斷緬甸、越南的援華物資通可以成為敷衍國際社會的借口，但是，英美法三國卻從全球政治變化的角度密切的關注海南島問題，甚至認為這是與德國、意大利密謀的行為。英國外長哈利法克斯（Viscount Halifax）懷疑，海南島作戰是日本將英領婆羅洲島、馬來半島納入日本經濟自給圈這個長期計劃中的一個環節，可能存在日本艦隊在東亞攻擊英法，德意在歐洲出擊的聯合計劃[145]。法國外交部東地中海局局長拉加德（Lagarde）向美國闡述日本的行動是柏林——羅馬軸心計劃的一個環節，繼英國政府之后，法國政府會提出外交抗議[146]。法國的情報網還掌握到海南島作戰前，日本曾知會了德、意兩國，并將此情報轉發美國[147]。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C.Grew）于1939年2月17日明確向日方表示，“全面留意在太平洋地區擁有重要權益的美國及各國之間的關系，以及種種國際協定的基礎上形成的關系”。格魯在向本國的報告中寫道，“如此一來，日本獲得了一個能夠建設航空兵、海軍的強力基地，日本對美英法以及荷蘭領土的作戰行動距離進入600邁。香港將被阻斷，馬來也將被輕松地覆蓋。這是日本實施的南進政策中，最有邏輯性地一次布局”[148]。

緊接著，歐洲局勢發生動蕩，英美法三國，特別是美國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1939年3月15日，德國進軍并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全境。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吞并阿爾巴尼亞。面對歐洲局勢的緊張化，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在筆記中如此寫道，“日本對菲律賓西南方700里的南沙群島以及其他無數的島礁提出了主權要求。日本領土擴張的輪廓逐漸變的明朗，此時人們都在關注歐洲的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日本采用一如既往的手法，利用歐洲紛爭的機會提升自身的國運[149]。加上緊接著在1939年6月發生的日本華北方面軍封鎖天津英法租借事件的影響，美國政府的對日方針轉向強硬。在繼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布禁止美國政府船只運送軍火、軍事裝備、軍用品前往中國或日本，以及1938年6月的對日道義禁運之后，1939年7月26日赫爾通知日本大使，美國政府要求中止1911年訂立的日美商約，條約將于6個月后失效[150]。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將日本海軍的海南島作戰以及接連發生的德國、意大利在歐洲的軍事行動作為相互關聯的事件在看待，這意味著世界形勢的突然緊張。美國對日本的海南島作戰的威脅認識顯然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歐洲形勢的緊張化致使英國無法將武裝力量投入遠東地區，特別是在1939年3月至4月之間，英國向希臘、羅馬尼亞、土耳其做出共同防衛承諾，東地中海的防御任務進一步加重的情況下[151]。因此，針對日本海軍在遠東地區的軍事行動，英國多次要求美國將主力艦隊轉移至太平洋，以填補遠東地區的防務真空，并提出英美劃防計劃——英國海軍負責歐洲防務、美國海軍負責太平洋防務[152]。最終，在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威廉.萊希（William Daniel Leahy）主張優先太平洋問題的強烈建議下，美國總統羅斯福對英國的劃防建議做出了肯定回復，于1939年4月15日正式決定將加勒比海的美國主力艦隊轉移至太平洋方面[153]。雖然美國主力艦隊[154]轉移至太平洋并不意味美國與日本的沖突將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英美兩國溝通協商之后實現的分區劃防計劃意味著，日本的對手將不再是英國，而是美國。換而言之，遠東國際關系中的對抗構造構已經由英日轉移至美日，而海南島作戰正是關鍵的切換點，這超出了日本的預想。

總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海軍占領海南島，強行掠奪了各種相關的資源和經濟利益[155]，并且，為之后日本侵占法領印度支那以及東南亞各國提供了軍事基地的保障。從中長期視角出發，海南島作戰作為一種戰略選擇，實為日本海軍向南洋擴張的重要一步，南進與對英問題衍生出來的海南島作戰，其推動實現的過程以及實施后所帶來的國際影響事實上壓縮了日本下一步的決策空間，意味著避免戰爭擴大的可能性大大地下降。特別是日本在沒有足夠準備的情況下，遠東地區的對抗構造轉向美日作為基礎這一變化，將使日本的處境陷入更深的困境。

1887年，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明在《三醉人經綸問答》中指出了紳士君的民主和平烏托邦和不抵抗主義，豪杰君的武力擴張大國主義，南海先生漸進式改良和防御主義等三條日本的未來發展道路。在中國問題上，豪杰君主張“有一大邦，我偶忘其名。它甚博大，甚富實而甚劣弱”，“割取彼邦之半或三分之一作為我邦，我成大邦” [156]。歷史的發展不一定總是呈現為直線性前進狀態，國家在歷史重要轉折點上所做出戰略判斷和選擇將決定國家發展路徑的直行、變向、或是逆轉。并且，國家內部某個集團的選擇對國家的命運也存在重要影響。國家整體的合理選擇不一定意味著國家內部某集團的合理，國家內部某集團的合理也不一定意味著國家整體的合理。也許，對于日本海軍而言，訴諸軍事對抗和正面敵對的基礎上采取攻勢的選擇是一種“合理”，但是海軍的“合理”判斷實際上使國家走向了更大的困境。這是戰時日本的悲劇，不可謂不是讀史者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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