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源論：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

從“多元一體”理論到“同化主義”傾向，顯示的是思想界與政界從承認中國在整體之下存在差異，到致力消弭這些差異（不論其是否正當）的過程。當“從多元到一體”理論與“同化主義”思想糾纏并存之際，也有人更執著于認定“中華民族”自始即是既“同源”又“一體”的“一個”民族。與前兩種理論的前提不同，這一理論傾向于淡化、掩蓋或徑自否認中國境內族群間的差異；它的出現，與中華民國的建立和對日抗戰兩項政治因素，亦即與“公民”與“領土”兩大因素的優先影響力有直接的關聯。

事實上，在承認中國境內族群差異的同時，立憲運動民族主張的另一重要面向，就是強調立憲國家國民的一體性。與承認差異以保全國土的動機相同，強調國家國民的一體性的動機，同樣在于應對列強的蠶食瓜分。

楊度即主張在立憲的基礎上，將“漢、滿、蒙、回、藏等族”視為“同處一政府之下”，“一國之國民”。在楊的論述中，融合五族的“中華民族”，是（立憲后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新中國”的對應物，其內涵已十分接近“中華民族”系“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國民”這樣的現代定義。在此后的立憲運動中，更出現了體現中國境內各族群一體化觀念的“國族”一詞。

除梁啟超、楊度外，清末“中華民族”論者普遍期待未來“政治法律之統一”之下國內各族群人民均為地位平等、身份相同之“國民”。質言之，他們將“疆域”或“國界”視為區分民族的重要界線。同理，也正是基于對疆土淪喪的憤懣，對捍衛國界、光復失土的期待，李大釗等人才格外強調已不在中國境內的臺灣的人民仍同屬“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與“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合一過程，在“中華民國”建立后正式啟動。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宣告，“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911年12月20日，部分同盟會員和立憲派人士發起成立的共和統一會《宣言書》也將“統一”之義解釋為“疆土之統一”與“人民之統一”。由于中華民國實質上被設計成為以漢人為主體的近代民族國家，它的成立，使得原本抱持狹隘大漢民族主義意識的革命黨人心態趨于平衡，有助于他們接受較具包容色彩，而其含意又已被定為“中國國族”的“中華民族”概念。對于取代南京臨時政府的北京政府統治當局而言，政治論述的包容程度更可能決定政權的存續。

面對外蒙古獨立事件，袁世凱于1912年初致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稱“外蒙同屬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在一身則如手足，在一室則為弟昆，利害休戚，皆所與共”。這是近代中國政府首次在官方文書中使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等于明確宣示“中華民族”的定義不同于“漢民族”。

1913年初，內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在反對庫倫獨立行動的通電中聲明，“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則是近代非漢族群政治人士在政治文件中宣示中國境內非漢族群同屬“中華民族”的第一例。

盡管如蒙古人這樣曾經擁有輝煌歷史與自治傳統的族群，都有人欣然接受“中華民族”一體的概念，但“中華民族”究竟誕生于何時，卻是另一個尚待解答的問題。

梁啟超于1897年在為滿人壽富創辦的一個救國團體所撰寫的敘論中表示，包括滿人在內的中國四萬萬“軒轅之胤”應恥于“為奴為隸為牛為馬于他族”，同時告誡“海內外同胞”要合群自強，以“振興中國，保全種族”。在此，梁不分族群，將清朝子民一律視為黃帝的后裔，是擁有同一祖先的“種族”。這是最早為“中華民族”源頭問題提供的一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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