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多元到一體

梁啟超率先以“中華民族”一詞指涉近代中國境內各族群，梁與楊度等人更將“中華民族”設定成為一個包容且開放的體系。

梁啟超“中華民族”理論的前提，是承認中國境內各歷史－文化群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和多元現象，但同時也樂見其一體化的趨勢。換言之，梁啟超的多元一體論有兩個面向：其一，認定中華民族之下的各民族有天然的文化和歷史關系，有潛力結合成為一個大民族；其二，承認這種關系之下仍存在諸多差異，尚不足以在現階段鑄一個無差別的大民族，但借由建立民族國家，如美利堅之例，則足以在未來成為無差別的大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立憲運動期間，留日滿蒙旗人和滿洲官員對梁啟超、楊度等人消除滿漢畛域主張的正面響應。旗人精英同樣意識到滿、漢乃至蒙古人之間內在的聯系與一體性；有人更特別強調中國各民族，尤其是滿、漢兩族共同的命運、利益與責任，進而具體論證中國境內各民族融合為一體的必然性與現實可能：不僅滿、漢，整個“中國之人民，皆同民族異種族之國民也”，“準之歷史之實例，則為同一之民族；準之列強之大勢，則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則已足系定其國民的關系矣”。在這樣的認知下，留日旗人在不同場合里多次徑稱“我漢、滿、蒙、回、藏四萬萬同胞”。

留日滿蒙人士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之下對于中國族群關系“從多元到一體”的體認，在現實中影響到民國建立前后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僅以清末論，立憲運動的族群論述事實上被晚清政府接納，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1912年2月12日，清室在遜位詔書中甚至表示“總期……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1940年代蔣介石論證“中華民族宗族論”的過程，與留日旗人關注中國各族群的歷史淵源與共同命運的思考角度也極為相似。

當1920年代末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開始建構“中華民族同源論”之際，時任青年黨宣傳部長的常乃德繼承梁啟超承認差異的主張，在其著作《中華民族小史》中，明確主張中華民族多元起源論。

（二）同化主義

在清末革命派與立憲派針對中國民族問題的論辯中，雙方都對原本的立場有所妥協。革命派最終放棄在情感上極端排滿、在理念上追求建立西歐式單一民族國家的訴求，有條件地接納了“中華民族”的觀念。革命派所提的條件是，“中華民族”只能建立在以漢文化“同化”滿、蒙、回、藏的基礎上。這一條件為立憲派接受。妥協的結果，得以讓革命派在清朝傾覆后，將“排滿”解釋為反對滿清貴族與腐敗政府，并以“融合”、“同化”為前提，接受立憲派“五族共和”的主張。

武昌事變后一個月，革命派中力倡排滿的國粹派代表人物即轉而主張“以漢族主治，同化滿、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為一大國民”。1912年1月22日，中國同盟會總部在其公布的新《總章》中，開宗明義，宣示該會將“實行種族同化”。1912年8月，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在黨的宣言中也表明將“勵行種族同化”。

與此同時，包括革命黨人在內的各政黨、各地新政府紛紛成立團體，主張與推動民族同化。1912年3月，革命黨領袖人物黃興、劉揆一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后改稱“中華民族大同會”）。滿人恒鈞等非漢人士也參加發起。梁啟超的追隨者吳貫因，復于1913年撰寫《五族同化論》一文，逐一論析五族的混合性質，說明各族間血統等互相滲透的歷史，進而主張五族的最終同化。

1912年至1914年間，各政治、社會團體的族群政策主張，不約而同地指向“民族同化”；在涉及各族群權利的議題上，也強調“化除畛域，保存地方權益”。有意以“地方”的概念規避或至少淡化該議題中的族群、文化色彩。

經過建構近代國族認同的“五四運動”，孫中山再度拋棄多元文化主義的“五族共和”論，明確宣示國民黨版的“中華民族主義”，即致力于將中國各族群融合成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一個中華民族。孫以列強覬覦中國、非漢人無力自衛為由，強力主張“民族同化”，而他對“美利堅民族”的“熔爐”效應的向往，并不下于對美國共和制度的向往。

在革命黨人、各黨派團體與北京政府的共識之下，“民族同化”成為民初“五族共和”政策中重要的一面。民國建立后，中國各族群間的文化融合加速。這一現象不僅與近代交通、傳播手段的進步和社會流動的增加有關，更是政府在有意引導教育內容的前提下推動邊疆與非漢民族新式學校教育的結果。而民族同化的方向也得到立憲派和某些共產主義者的正面評價。

然而，1920年代前期國民黨版的中華民族國族建構與國家統一目標，同時受到共產國際與奉行共產國際路線的中國共產黨的質疑和挑戰。在中國國內民族問題上，蘇聯期待國民黨在“聯俄、容共”政策之下，接納蘇聯式的“民族自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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