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擁有巨大水體阻隔的海權國來講，其最大的安全利益與風險均只能來于海上。在勢均力敵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之間爭奪“區域陸權”的制衡游戲中，奉行“全球海權”的國家更在意哪一方對其海上霸主地位與現有秩序框架最具挑戰意圖。需要補充的是，如果勢均力敵的兩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均基于安全威脅認知的緊迫性而選擇了“區域陸權”戰略，那么對于意圖判斷才會讓位于對于權力結構本身的簡單關注。因此，在兩個或兩個以上追求“差色戰略”模式的國家間，最容易爭取海權國結盟的一方就是專注于“區域陸權”的國家；其次才是在兩個均奉行“同色戰略”模式的大國中間，依據權力均衡原則與較強陸權國的區域競爭對手成為伙伴。此外，海陸復合型崛起大國在地緣安全戰略上的另一個認知誤區在于偏執地認為：“如果不能掌握重要的海域制海權，則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海上生命線就有被扼殺的風險。因此，國家應當大力發展海上軍事力量確保本國海上生命線的暢通。”［13］這種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推演出的“安全自助”邏輯存在著三大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和平時期，海上安全從來都根本無法依靠單一國家的有限力量加以實時全覆蓋。在沒有爆發大規模海上沖突前提下，全球海上航線的安全一直是由海上霸權國及其聯盟體系采用多邊“合作安全”的方式加以維系，這并不排斥任何主權國家參與其中并承擔提供安全公共產品的責任。例如，索馬里全球反海盜護航；其次，如果無法構建起全球海權聯盟體系，那么一旦爆發大規模海上沖突，孤懸海外的戰略支點究竟是戰略資產，還是遠離本土、前沿質押的戰略負擔？例如，一戰前，追求“海陸并舉”戰略的德國在遙遠的太平洋地區的膠州灣、加羅林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馬紹爾群島等地區建立了海外軍事基地。當戰爭爆發后，這些零星孤懸海外的軍事基地不但沒有成為德國“公海艦隊”重要的戰略支撐點，反而成為國家權力資源分散的重要戰略負擔。在“洲級大國時代”，權力象征意義更大的零星海外軍事基地或港口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戰略網絡體系，那么其海上軍事效能將在戰爭爆發初期就會面臨被完全抹掉的風險；再次，海上安全航線是一個立體運輸網絡，其安全威脅可能來自于航線中任何一個薄弱節點，因此，寄希望于僅僅規避或掌控某些重要的海峽是無法確保立體運輸網絡安全的。例如，即便是控制了馬六甲海峽或開辟了克拉地峽從而繞過了馬六甲海峽封鎖的前提下，假若從波斯灣運出的油輪在浩瀚的印度洋航線被享有全球制海權的海上霸權及其聯盟體系截擊該怎么辦？
海權與陸權之間能否像獅子與鯨魚一樣，各自滿足所享有的地緣戰略優勢呢？事實上，追求權力不是國家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的目的，而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實現安全目的的手段。不論是追求“全球海權”，還是追求“區域陸權”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主要國際行為體之間尋求自身安全，進而構建秩序規范的一種手段。角色與功能相近的“同色戰略”容易導致尋求優勢的競爭關系，角色與功能互補的“差色戰略”容易誘發基于稟賦的合作關系。對于海陸復合型兩棲地緣政治大國來講，專注于“區域陸權”優勢的追求——并通過海權“推責”或“搭車”將自身海上力量的發展實行有限的自我約束，以此表明對海權國享有制海權優勢的認可——有助于降低海權國對其實施“離岸平衡手”戰略的風險與壓力。
在俾斯麥執政時期，德國對自身的戰略定位僅僅局限在歐陸“區域霸權”層次。一方面，他鼓勵法國積極擴張海外殖民，并成為英國最大的殖民對手；另一方面，轉移俄羅斯在歐洲的注意力，鼓勵其在近東和遠東等地擴張，間接地增加了俄國與英日等國的矛盾。希特勒在崛起的時候也注意到了德國作為海陸復合型大國的兩棲地緣政治困境。為了避免重蹈威廉二世時期“海陸并舉”的兩線戰略困境，希特勒主張把德國優先建成一個像美國一樣的從大西洋沿岸一直到烏拉爾山地區的歐洲大平原帝國。同時，為了避免刺激到海權霸主英國敏感的神經，納粹德國主動地通過《英德海軍協定》，即德國海軍艦艇總噸位不超過英聯邦國家海軍艦艇總噸位的35%，在潛艇方面不超過英聯邦國家海軍潛艇總噸位的45%，借以爭取英法在其崛起進程初期的綏靖政策。對于海陸復合型崛起大國來講，以相對權力界定國家需求并審慎地對利益邊界進行約束——追求“區域陸權”優勢和有限的海上力量并將海上安全戰略主動嵌入到海上霸權國主導下的秩序框架之中——的功能性區分方式有助于同海權國建立起基于海陸權力稟賦而產生的“分治互補”性同盟。其本質上講就是追求“區域陸權”的陸權國與追求“離岸平衡手”的海權國之間相互借重戰略的共識。相反，一個追求“海陸并舉”戰略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則需要一方面承擔追求“區域陸權”的戰略壓力，同時也要參與追求“全球海權”的戰略競爭而難以實現功能的“分擔”與權力的“分治”。
博爾丁（Boulding）認為：“在自我約束的互動中，新型的大國間友好印象是可以被建構的，因為關于友誼的知覺也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14］在政策與戰略的對外展現中，一味地咄咄逼人或強調令人琢磨不定的詭秘與變化無常其結果往往是有違初衷的。正如沃特豪斯（Waterhouse）名畫《尤利西斯與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中尤利西斯為了避免來自塞壬的危險而主動地將自己束縛在桅桿上一樣。有的時候——對于崛起國來講——把自己某些方面束縛起來往往能夠獲得更大的自由與安全。將“海陸共治”的夢想冶于一爐的代價就是其戰略目標因陷入兩線制衡而嚴重脫離國家權力根基。這樣的權力就像水中的漣漪，無限地擴張自己，最終必然消失在無限里。正如蘇聯海權之路的終結源于其對海權與海洋戰略認識定位的偏差，這種對海陸絕對安全理念的癡迷不斷地透支著蘇聯的基本國力，不僅無助于國家周邊安全情勢的緩解，反而給自身的崛起帶來了海陸兩線的戰略壓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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