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過研究歷史上成功實現“全球海權”戰略的海陸復合型國家葡萄牙、荷蘭，以及二戰后的美國可以發現：如果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周邊沒有對等的陸上強鄰，或者存在實力對等的陸上強鄰，但是二者之間已經建立起足夠的身份認同與安全互信，那么這種具有穩固陸基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就可能進一步產生追求全球海上力量拓展的充分動機和充足的可支配戰略資源來實現“全球海權”戰略模式。但是，如果不能享有穩固的陸基優勢而片面地追求全球海權，其獲得的權力將會像被舉起的安泰俄斯（Antaeus）一樣空洞而脆弱1。穩定的陸基資源是提供海權國源源不斷遠洋力量的根源。如果一個海陸復合型國家在尚未獲得充分的陸地安全剩余的前提下去單方面擴展全球海權，那么其大國崛起的進程也將很可能表現為歷史長河中的曇花一現。

西班牙帝國的海上力量衰落后，荷蘭人拾起了西班牙人掉進海洋中的三叉戟。作為一個伴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而誕生的歐陸低地國家，荷蘭既面臨著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神圣羅馬帝國、西班牙、北意大利和法朗奇康德區（Franche Comte）的強大壓力，也面臨著來自波旁王朝控制下法蘭西帝國的虎視眈眈。長久以來，學界許多人認為荷蘭海洋霸權的衰落源于三次英荷戰爭。但事實上，1652~1674年之間的三次英荷戰爭并沒有擊垮荷蘭人的海上軍事能力——反而是荷蘭人在三次英荷海戰中取得了后面兩場戰爭的勝利——其結果僅僅是荷蘭人被迫承認了英國享有與荷蘭對等的海上權力。真正擊敗荷蘭海權并將荷蘭變成二流列強的是在“英荷戰爭”期間同時爆發的“法荷戰爭”。這場陸地較量中的荷蘭就像是一頭擱淺在岸上的鯨魚，它在陸地上同雄獅一樣的法蘭西進行對決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長久以來荷蘭人在海上積攢的巨大優勢在對抗路易十四的陸地戰爭中根本無法轉化為有效的國家安全能量，反而因為陸權的缺失而使國家安全與國民財富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作為一個海陸復合型國家，陸上力量的缺失成為荷蘭人崛起進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雖然成功實現了“全球海權”戰略的大國崛起，但由于陸基力量的脆弱，片面追求海權的荷蘭與同時代基本實體強大的英法等國在地緣戰略競爭中難以持續。荷蘭人崛起于海洋，但荷蘭霸權的衰落卻來自于永遠無法被隔離的陸地強鄰的戰略威懾。

其次，如果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周邊存在著實力相匹敵的陸上強鄰，并且二者之間存在基于歷史記憶與現實矛盾交織而導致的戰略互疑與安全困境，那么——基于現實性與緊迫性的雙重考量——海陸復合型崛起大國的地緣戰略布局重點就應該傾向于將有限戰略資源投放到穩固陸基層面的“區域陸權”模式。追求“區域陸權”模式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主要有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治下的奧地利、霍亨索倫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治下的普魯士、俾斯麥（Bismarck）執政時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國、1939年以前尋求英法綏靖政策的納粹德國以及沙皇俄國等。由于海洋的阻隔因素使得權力的投送效能存在著基于“地理磨損原理”而產生的梯度遞減問題，因此，陸權優勢的一個普遍特征就是帶有明顯的大陸區域性。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大國能夠在全球所有陸地建立起全球性陸權優勢。

追求“區域陸權”模式的國家雖然兼具海陸兩棲地緣政治屬性，但是來自周邊陸上強鄰的地緣安全壓力在現實性與緊迫性上使得上述國家不愿或難以分配出更多的戰略資源去追求海上霸權，而是選擇了通過承認海上霸權國權威以換取安全“搭車”或主動與海上霸權國“結盟”方式來維護國家安全。由于該崛起戰略主動或被迫放棄了對海上霸權及其聯盟體系挑戰的意圖與能力，這就等同于承認海上霸權國作為海上公共產品的最大供給者和國際社會成員間海上糾紛的仲裁人。在這種典型“功能分化”與“權力分治”的“維也納體系”模式下，所有的海陸復合型國家都可以將有限的資源專注于維護歐陸均勢或追求陸上優勢。陸上均勢能夠通過聯盟的分化組合實現各大國之間安全的動態平衡，陸上優勢的獲得往往表現為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通過與海上霸主的結盟而實現的，這也包括普魯士在普法戰爭前積極爭取英國的友誼中立。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縱觀近400年國際關系史可以發現，凡是同海權國結盟的陸權國在“區域陸權”競爭中即便沒有贏得全面勝利，也會至少取得平局的結果。而那些背負海陸兩線巨大戰略負擔的崛起國則可能因有限的戰略資源與無限的安全困境之間的矛盾而面臨被聯合扼殺的命運。

再次，如果一個尚存在陸上地緣安全競爭的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將追求“區域陸權”優勢與“全球海權”優勢兩種戰略冶于一爐，并在此基礎上試圖建立起全球性霸權秩序體系，該種戰略可以被稱之為“區域/全球海陸并舉”模式。追求“海陸并舉”戰略的國家需要面臨戰略資源的有限性與來自海陸兩個層面的地緣戰略競爭需求無限性之間所產生的選擇困境。一方面，這一戰略可能導致崛起國同海上霸權國及其全球聯盟陷入昂貴的海上軍備競賽；同時，也可能導致它同周邊陸上地緣政治鄰國間陷入陸權競爭與安全困境。尤其是在“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邏輯下出現基于共有威脅而結盟之時，該項戰略實施國可能將同時背負海陸兩線的戰略負擔。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路易十四（Louis XIV）既面臨著同英西聯盟的海上壓力，同時也面臨著來自哈布斯堡家族的陸上進攻而在追求霸權的道路上被迫終止；拿破侖帝國（Napoleon Empire）時期同樣既面臨著陸上俄普奧隨時可能掀起的聯合“造反”，同時也面臨著來自反法聯盟組織者英國在海上的持續圍堵與打壓；其中，尤以一戰前威廉二世（Wilhelm II）統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海軍元帥鐵畢子與陸軍元帥施里芬對國家安全的海陸優先性之爭最為明顯。同彼時德國糟糕的地緣環境相比更加不幸的是，德皇試圖將現實的陸權困境與想象的海權夢想打包解決。他改變了俾斯麥推行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歐洲大陸“區域陸權”戰略，轉而推行了“區域/全球海陸并舉模式”，即同時追求歐洲大陸的“區域霸權”和“全球海上霸權”。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海陸復合型大國應當選擇哪種崛起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