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高投資維穩GDP模式恐難持久

簡單測算一下，自2001年開始至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年均超過20%，也就是超過M2的增速，后者大約在17%左右。如今，無論是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還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或M2的增速，都已經降下來了。盡管已經降下來了，但體量還是非常龐大，說明為了拉動GDP增長，靠這種巨量投資驅動，靠貨幣瘋狂擴張難以持久。而且，其代價也是巨大的。

比如，根據財政部網站顯示，國有企業去年實現利潤才2.3萬億，但債務卻增長了12.3萬億。估計債務增長中有很大一塊是利息支出，估計至少有4萬億，而全社會去年僅債務的利息成本就達到8萬億。

美國15年的GDP中資本形成額大約為3.38萬億，中國的資本形成額則為4.54萬億。所以，無論是GDP的增量，還是投資規模，去年中國均大大超過了美國。這也是為何中國的人民幣貶值對全球資本市場的影響要大于美聯儲加息的原因。

更為驚奇的是，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居然達到8.86萬億，超過美國5萬多億美元，這肯定大有水分。這些水分流向哪里呢？估計多數去了資本市場，由此又形成了資本市場的巨大泡沫。從房地產到股票，從各類理財產品到債券。

所以，我們不難從GDP高增長的線索中尋找出中國主要癥結的出現邏輯：

GDP高增長> 高投資>寬貨幣> 高債務> 赤字財政> 資金脫實向虛>資產配置荒> 資產泡沫> 通貨膨脹> 本幣貶值。

過去那么長時間以來，通脹壓力之所以不大，還是與居民收入結構的扭曲有關。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為0.46，即大部分收入和財產被少數人所擁有，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故通脹壓力不大。但凡事都會有極限，目前貶值壓力已經顯現，通脹也蠢蠢欲動。一旦出現惡性通脹，則貨幣政策就難以維持寬松，資產泡沫破滅的風險就會加大。

無論是五年發展規劃，還是政府工作報告，都是把GDP當作預期性目標，把就業、環保等作為約束性目標。但在現實中，卻把GDP當作約束性目標。這說明，書面邏輯與操作邏輯是不一致的。回顧過去歷史上如此眾多的書面報告，分析原因十分到位，改革方案也鼓舞人心，但落實到操作層面，卻常常遙遙無期，由此也導致了上述諸多問題的不斷日積月累。

中國還遠未到創新驅動階段

盡管我們一直在宣稱中國經濟應該創新驅動。雖然中國經濟有創新的亮點，但創新的貢獻有多大，技術的含量有多高，統計數據可以說明一切。

國家統計局15年的統計公報中，新增了一個數據，那就是高技術產業投資32598億元，增長17.0%，占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為5.9%。所謂高技術產業投資，包括醫藥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等六大類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和信息服務、電子商務服務等九大類高技術服務業投資。

高新產業投資的占比過低，也說明中國離創新驅動階段還很遙遠。盡管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發展迅猛，但做大的都是交易或信息平臺，如BAT、京東、攜程等。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投資都是低級的，無論是短期回報率還是長期回報率都很低。如果回報率高了，則企業債務就不應該快速增長。

因此，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比如，天津在全國省級地區中，人均GDP第一，但這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在GDP中的占比過高，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則遠低于北上深。重慶也有同樣問題，GDP增速很高，但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比重居然超過90%，巨大的投資并沒有吸引人口集聚，人口反而是在外流的。

只有深圳是可以與發達國家中的佼佼者者比肩的，如15年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所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32%，現代服務業的占比達到39%。上海主要是靠金融、房地產、汽車制造等傳統優勢和經濟集聚優勢，高新技術產業對GDP的貢獻并不大。

究竟誰是投資驅動，誰是創新驅動（固定資產投資額/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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