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未來中國要成為高收入國家，存在三大障礙：

第一，未來GDP增速能否維持6%左右的水平。

2015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盈利增速已經降至2.3%，官方存款利率已經降至1.5%，在西方國家，這樣的經濟環境所對應的GDP增速也就在3-4%水平了。德國、韓國和日本這三個制造業大國的經濟從高速轉為中速之后，GDP都是減半增長的。而中國從過去9-10%的高速增長，即便降至6%，也似乎略高一點。

發現不少學者或官員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是非常樂觀。而樂觀的理由總是從“人均牛奶消費、人均電力消費、人均鐵路里程……遠低于發達國家，因此發展空間很大”的角度提出。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那豈不是越貧困的地區，經濟增長的潛力就越大，就越應該樂觀？那么，全球經濟的增長前景應該比中國更好，因為中國畢竟是中高收入國家了，排名全球80位左右，還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比中國更落后，故經濟增長潛力更大？

其實，我一直認為應該從三個維度去看中國經濟，一是人口因素（勞動力供給與消費需求），二是結構因素（生產要素之間的匹配度），三是環境因素（全球經濟狀況）。目前看，這三個維度的狀況都不樂觀。

第二，人民幣匯率能否保持穩定。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廣義貨幣M2規模擴大太快，到今年年末估計達到168萬億。與GDP之比為2.3，而美國只有0.6，歐盟為0.9，韓國1.3，日本1.6，均大大低于中國。人民幣從05年開始升值，至14年1月歷時9年；14年之后人民幣開始緩慢貶值，目前看應該會采取漸進式貶值方式，所以，今后十年，1:7的匯率水平能否穩住也是存疑的。

第三，十年之后的高收入國家標準理應提高。過去十幾年中，高收入國家標準從人均GNI1萬美元逐步提升到目前的12616元，提升幅度超過20%。今后十年，隨著世界各國政府競相采用寬松貨幣政策，貨幣泛濫現象難以改觀，那么，10年之后高收入國家標準提升至1.4萬美元也是偏保守的估算。

在上世紀的1970年，被列入高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只有3040美元，因為那個年代，貨幣還沒有泛濫。我們總是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水平相當于日本70年代。其實，日本在1978年的人均GDP已經達到8500美元，相當于目前的25000美元。

中國的人口占全球19%，目前高收入國家人口占全球20%左右，如果中國被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則意味著全球39%人口成為高收入人口，這顯然也是違反常識的，即高收入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太高，否則就不能稱之為高收入國家了。因為高收入、中等收入與低收入之間始終是一個相對概念。

中國GDP高增長與他國有何不同

中國的GDP高增長，2000年之前主要是靠第二產業的崛起，其中制造業是恰逢全球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機遇、中國的開放政策和充裕的廉價勞動力。2000年之后房地產業也崛起了，中國經濟靠房子和車子雙輪驅動。這些都是正常的，與那些經濟成功轉型國家類似。

但中國GDP高增長與其他國家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就是對投資的依賴度太高。在世界銀行數據庫里，我們可以找到，中國2011-1014這四年間，資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講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與中國該指標相同或超過中國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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