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美軍兵力削減
一般來說，由于技術的發展，軍事裝備成本的增長速度總是要比通貨膨脹率增長得快。特別是對于極度依賴計算能力的現代武器來說，情況更是如此。大多數的軍事硬件與軟件都是按照用戶要求定制的，必須不斷地更新，以確保安全。尋求性能最大化，同樣會導致成本最大化，特別是在研發多功能裝備的時候。由于自身特性，多功能系統的研制更為復雜，部署費用也更高。隨著應用技術的增多，研發費用也在迅速增加。結果是，新武器系統的費用總是超過預計，通常是最初預算的2倍多。
幾十年來，快速的技術變革總會使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首先，由于考慮到未來的技術改進，因此每次生產的武器數量都很少。這導致裝備單位成本增加，因為裝備數量少，所分攤的研發費用相對較高。經濟規模所必需的大規模生產（減少單個裝備分攤的研發費用）不斷被推延。其次，采用更先進的技術總是要等一段時間，這一方面推遲了新武器系統裝備部隊，另一方面也使費用居高不下。再次，美國始終有著利用技術進步推動現有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愿望，這也使得擴大經濟規模更加困難。
兩代武器裝備之間的費用增長、最新技術的集成、較少的產量，使得美軍最新樣式的武器系統價格極為昂貴。例如，由于費用超支與生產延遲，F-35戰斗機的出廠價格（不含研發費用）從2001年的6900萬美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1.33億美元。即使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F-35的造價仍然是F-16（1985年為3000萬美元）的4倍多，每架飛機的研發費用至少增加了2300萬美元。費用如此高昂的部分原因在于，F-35集成了尖端的技術，例如從F-16就開始研發的隱身技術。
產量少對于B-2轟炸機的影響更為明顯。B-2最初的預計產量是132架，但是美國空軍實際上只采購了21架。1986年，空軍計劃采購132架B-2轟炸機，項目總費用預計583億美元。當產量減少到21架的時候，在研發方面的費用超出預算100億美元，項目總費用為443億美元。盡管每架飛機最初的預計費用4.42億美元顯然不準確，但是根據1997年每架轟炸機7.37億美元的出廠價格，將產量從132架減少到21架，必然使飛機的單位成本翻番。即使沒有實現大規模生產，如果要實現最初計劃的轟炸機產量，項目的單位成本應該不會超過10億美元（7.37億美元出廠價格與2.27億美元研發費用），而不是最終的21億美元。另一個例子是F-22戰斗機，它是美國空軍首屈一指的空中優勢戰斗機，用于取代F-15。空軍最初計劃采購750架，當產量縮減到183架的時候，單機成本從1.49億美元上升至3.42億美元。
裝備費用攀升的情況在美國各軍種都存在。海軍新型“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DDG-1000）是最新研制的水面戰艦，其單位采購費用（不含研發費用）預計為43億美元（2010年）。相比之下，1991年服役的“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的單位采購費用僅為22億。單位采購費用之所以增加，是由于艦船融入了更先進的技術，例如自動化程度的大幅提升，以及體積的增大（原計劃9500噸，最終達到15500噸）。由于單位成本太高，“朱姆沃爾特”級驅逐艦在其第3艘艦剛剛開工之后就停產了。結果是，93億美元的項目研發費用使得該型戰艦單位成本高達74億美元。相比之下，“阿利·伯克”級驅逐艦仍在繼續生產，目前已有63艘編入現役或者被訂購，其研發費用也由此分攤到大量的生產流水線上。
圖1顯示出作戰飛機單位成本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增加的特點。正如圖中所見，對于作戰飛機而言，兩代戰機之間的單位成本呈指數型增長，其他裝備（例如戰艦）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如果裝備突破了技術極限，那么也很可能并不可靠。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部件可靠性有望得到改善，但是為了提高性能而將更多的部件塞到同一個系統中，那么即使單個部件可靠性有所提高，也可能在整個系統中被抵消。這種做法的最終結果，是使得美軍過去幾十年里作戰和維修的費用大大增加。例如，空軍的作戰與維修費用在20世紀80～90年代末期間增加了20%。這與更尖端武器裝備的部署直接相關。例如，B-2轟炸機每飛行小時需要60個工時的維修。
提高軍事裝備的技術先進性，對人事政策也有著重要影響。數量的重要性在降低，意味著質量的重要性在提高。這主要是因為為了使高技術裝備得到有效運用，就需要更多的訓練和更高素質的部隊。美軍自1974年開始朝著全志愿化的方向轉變，使得人員配備更加困難，代價也更高。應征者僅僅是需要服役任職，但是志愿者需要被吸引。這就需要在宣傳和招募方面下工夫，并提供更高的薪金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自“9·11”事件以來，美軍人員成本提高很快。在2000～2011年間，美軍年人均工資與福利已從7.33萬美元提高到了12.68萬美元（增加了73%）。增額的1/3用于退役人員的醫療費用，這一費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可能還將繼續增加。招募與訓練成本也在上升。據估算，就在2008年，招募與訓練1萬名戰士的全年費用就達1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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