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共產黨率領的八路軍1937年開進武鄉縣時，他們的一名指揮官要求看一下村里學堂的課本。當時只有9歲的肖江河（音譯）依稀記得，那位指揮官對他讀的書不太贊同。如今87歲高齡、又高又瘦而且左眼患有白內障的肖江河回憶起那位軍官的結論：“他說：‘這些都是老書。你們應該讀一些關于抗日的新書，唱抗日歌曲。’”

八路軍火速挺進位于華北山西省的武鄉縣，是為了襲擾一支行進中的日軍部隊，后來這支部隊在平型關戰役(Battle of Pingxing Pass)中被八路軍擊潰。八路軍指揮官抽時間視察肖江河所在的學校，這表明中共很重視教科書的力量。同任何其他地方的勝利者一樣，直至今日，中共一直在編寫自己版本的歷史——同時抹去對手的表述。

教科書與愛國紀念活動，仍是日本與中韓兩國相互對立的民族主義之間新沖突的中心話題。在日本20世紀上半葉發動的軍事擴張中，中國和朝鮮半島深受其害。

雖然許多日本教科書承認日本帝國陸軍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種種暴行，但它們通常只做簡述或者把關鍵細節隱藏在腳注里。然而，盡管這些教科書存在種種缺陷，至少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之間還在激烈而持續地爭論這些問題。

在中國，沒有這樣的爭論，執政的中共對歷史及其解釋保持了壟斷。“中國當局需要民眾憎恨日本，”異見歷史學家章立凡說。“像我們這類的政權必須有一個假想敵，”他補充道。“他們利用它將民眾團結在執政黨周圍，好像敵人可能隨時入侵我們一樣。”

而韓國的民族主義被深切的受害者意識驅動，而且朝鮮半島的持續分裂（受中國支持、信奉共產主義的朝鮮，以及受美國保護、實行資本主義的韓國）也使這種民族主義更加復雜化。朝鮮和韓國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曾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先名朝鮮國，后名大韓帝國），這個國家就像是亞洲的波蘭，周圍比它大得多的強國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將其當作附庸國，甚至完全吞并。

這些復雜的動向以及中國經濟的崛起讓人們感覺到，隨著相互敵對的民族主義以有害的方式相互助推，如今這一地區的歷史變得比過去數年更鮮活，也更危險。“中日韓三國都處在民族主義的高潮期，”首爾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教授Sohn Yeol說。

尖閣列島(Senkaku)——中國稱釣魚島——處于日本控制之下，但中國也主張對其擁有主權，這是兩國間最大的潛在沖突點。當2012年日本政府從私人所有者手中購買釣魚島、將其“國有化”時，中國各地都爆發了激烈的抗議活動。

現在，中韓兩國官員正在警惕地等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紀念日本二戰投降70周年發表演講時會作何言論，他的演講將吸引廣泛的報道。安倍希望日本成為一個驕傲且“正常的”國家，不再受投降歷史的羈絆，因此中韓官員并不相信這位民族主義首相會“明確而毫不含糊地”重申之前政府對日本戰時行為作出的道歉。而做不到這一點至少將使日本與鄰國雙邊關系緩和的進程受挫。

安倍的幕僚圈發出的信號是，他將重述過去日本道歉中的關鍵詞語，包括提及日本的“侵略”，但會試圖將其放在時代背景之下，以一種更有利于民族主義表述的方式表達。“（安倍）一直非常不情愿，支支吾吾不愿提及日本的錯誤，”韓國執政黨新國家黨(New Frontier Party)的金宗塤(Kim Jong-hoon)說，“他試圖粉飾罪行。我們對安倍改變自己的觀點幾乎不抱希望。”

最近日本國內關于修改教科書、淡化戰時歷史的爭論，在北京和首爾都引起了警惕。中韓兩國還照慣例譴責日本政客參拜位于東京的靖國神社(Yasukuni shrine)，后者供奉著日本的戰爭死難者，包括一些被判犯有戰爭罪的戰犯。

“教科書的問題是我們之間更廣泛歷史問題中的一個，這一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Sohn Yeol教授說，“我們銘記著日本的壓迫，中國人也是如此。但日本人傾向于將那段歷史美化為（他們的）現代化時期。三個國家對同一段歷史各有不同的解釋。”

不論是否合理，中國和韓國不斷的批評都使普通日本人厭倦了為日本的戰時暴行道歉。

“日本已經道過歉，”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亞洲問題專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說，“最重要的一次是時任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 1994年8月作出的，那是真正的道歉。但問題在于他們（政客）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所以，問題遠未解決。”

日本年輕一代正漸漸變得更加傾向民族主義，他們感覺自己不應再因為祖輩所犯罪行而受到恫嚇，這種感覺可以理解。中國年輕人中同樣高漲的愛國主義情緒表明，亞洲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正被牢牢地卡在一條可能會導致沖突的軌道上。

但對于這樣的預測有一條重要的補充提示：很多日本人仍將日本戰后的和平主義視為強大自豪感的來源。今年夏天，他們抗議安倍重新解釋憲法以允許日本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些抗議就體現了他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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