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當代中國的海洋轉型及相關問題

與歷史上的陸海復合型強國一樣，冷戰后中國的崛起進程同樣也伴隨著規模巨大的海洋轉型，這種轉型的首要動力是來自冷戰后中國史無前例的外向型發展。基于歷史的經驗教訓，當代中國海洋轉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避免歷史上陸海復合型強國進行的類似轉型而造成的消極后果，這其中最迫切的問題有三個： 一是對全球化時代海權地位的認識，二是對海上力量的戰略構成做出明確規劃，三是對由此而可能引發的區域局勢復雜化及主導性海洋強國的關注有足夠的心理及外交上的準備。

海權在歷史上對相關國家的發展確實起到過獨一無二的作用，但海權的作用根本上乃是以特定歷史時期的技術條件和發展要素為前提的，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經濟要素的轉變，海權對一國發展起到的作用也是在不斷地降低( 這種降低當然也是有底線的) ，即是歷史決定了海權的地位，而不是海權決定了歷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中國在海洋轉型的過程中急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必須正確認識海權對中國發展的作用。海權在歷史上確實曾起過重要作用，尤其自馬漢的“海權的影響”系列著作問世以來，海權的地位更被抬高到異常顯赫的地步。但值得注意的是，馬漢對海權的論述是建立在歷史上少數海洋國家的成功經驗基礎上，且他考察的也是一個貿易和海軍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時代，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馬漢的海權思想在當代世界的適用性都是要受到嚴格限制的。從根本上說，馬漢的海權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兩個前提基礎上，即海洋經濟是決定一國經濟繁榮的關鍵性要素且技術進步不會對海權的作用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然而，工業革命及其引發的技術進步導致的主要后果，就是使馬漢的海權思想賴以立論的兩大前提在現代世界中根本無法成立。首先，現代世界中的海洋經濟對國家經濟繁榮已經不再起到決定性作用，因為工業革命及其引發的技術進步已經徹底取消了海洋經濟在生產、運輸和貿易上曾經享有的那些優勢，現代世界中的海權與經濟繁榮間的聯系與馬漢揭示的正相反，即現代世界中是一國的經濟實力決定海權的興衰。其次，馬漢所以認為海權相對陸權而言有更大影響力，還在于以往時代的技術條件使那些享有幅員優勢的大陸強國的潛力沒有被充分地發掘出來，但技術進步不僅使這些國家擁有了有效開發自身潛力的手段，而且使它們更可能贏得一場大規模持久戰爭，即海權在經過工業化改造后的現代世界中已經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種影響力。

由于地理政治上的局限性，陸海復合型強國不太可能將資源全部都用于海洋發展，而這點同樣也意味著陸海復合型強國不太可能發展出一支足以與主導性海洋強國匹敵的海上力量，因此，陸海復合型強國在進行必要的海洋轉型時，不僅要充分認識到自己能力的限度，更重要的是必須對自己需要一支什么樣的海上力量( 尤其是海軍力量) 有一個明確認識。籠統地說，海權對當今中國發展將起到兩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縱深，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東部地區的安全； 二是保障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以此來保障中國獲得持續的發展動力。在理論上，盡管實現這兩個目標的要求不盡相同，但兩者可能都需要發展一支與任務目標相稱的遠洋水面艦隊( 尤其是航母編隊) ，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岸基力量在常規制海能力上有無法達到的死角，而唯有強大的遠洋水面艦隊才能夠完成相關的任務。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目標所要求的都不是發展一支足以與當今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力量匹敵的遠洋艦隊： 首先，拓展中國在西太平洋上的防御縱深可以有效地得到岸基打擊能力和眾多數量的遠洋潛艇的支持，因此完成這一防御性任務需要的水面編隊根本無須與執行進攻性任務的海軍編隊在數量和質量上達到同一級別，因為防御方的水面編隊在此情況下實際上是起到“絆索”的作用，即它是防御一方啟動更大規模的打擊( 甚至是核打擊) 的門檻。其次，戰略性海上交通線大都是國際通道，這些航線的安全都是由包括最大海權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負責，因此不需要一國為此去單打獨斗。對一個大國而言，當它的海上交通線面臨被切斷的危險時，實際上已經是處在大規模戰爭的邊緣了，而且在此情況下，其威脅來源只能是最大的海權國，而這點也使得一支強大的水面艦隊對保障海上交通線起不到多少作用。

除合理的戰略目標與恰當的兵力結構外，當代中國海洋轉型需要克服的另一障礙是來自主導性海洋強國與周邊鄰國的雙重壓力。歷史上陸海復合型強國進行的海洋轉型之所以失敗，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這種雙重壓力，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強國在防止邊緣地帶強國的崛起上存在明顯的共同利益。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陸海復合型強國，當代中國海洋轉型過程中首先遭遇的將是來自周邊鄰國的壓力，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相關問題上遭遇的一系列挑戰，盡管中國政府一再表明無意挑戰現存國際秩序，但這種說法針對的乃是全球均勢而不是區域均勢，而后者才是周邊鄰國關注的核心。如果要有效消除周邊鄰國的猜疑和壓力，中國必須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區域性的國際制度，而中國在此過程中需要明確的，不僅是必須要塑造能夠對自己及鄰國形成約束力的制度機制，而且要容忍區域外強國的參與，因為沒有區域外強國的保障，中國很難與周邊鄰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制度。除周邊鄰國的壓力外，當代中國在海洋轉型過程中還將會遭遇到來自主導性海洋強國兼體系領導者的壓力。除實力上的領先外，主導性海洋強國相對于崛起中的陸海復合型強國的另一個優勢，是它們在防止邊緣地帶陸海復合型強國的崛起上與大陸上的其他國家具有共同利益，這也是歷史上主導性海洋強國所以能夠多次成功地構建針對挑戰者國家的大同盟的關鍵。除戰略上的優化外，當代中國在應對這類壓力時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必須努力塑造一種真正具有開放性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國際秩序，主導性海洋強國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要保持歐亞大陸上的核心區域對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開放，為此中國不僅要容忍主導性海洋強國參與區域制度建設，而且要真正確立起一種具有開放性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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