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一等功臣金珍彪

死里逃生

出發那天，胸佩大紅花的金珍彪被鄉親們敲鑼打鼓、夾道歡送出山口。多年后，金珍彪說，他當時想起了被槍斃的那些人，“后怕又慶幸”。

如果說，金珍彪、孫家懷只是急于擺脫無法自主的未知命運，那么對于沅陵縣烏宿鄉的張平匪部機槍手向明清來說，去朝鮮就是一個死中求生的契機。“雖然他是投案自首，但是按照政策，我們當時還是打算要槍斃他的”，今年82歲的楊先樹老人說。因為向明清在其土匪生涯中，“背了七條人命”。

楊先樹當年任職沅陵縣公安局，是當地選送土匪入朝一事的負責人。篩選中，他發現已在“勾決”名單上的向明清槍法神準、打點射面百發百中，覺得人才難得，便請求公安局長刀下留人，“這個人民憤大是大，但到朝鮮去，未必會投降美國人，估計他民族感還是有的”，因此建議改送朝鮮“戴罪立功”。

“局長一開始沒答應，考慮了幾天，同意了”，向明清逃過一死。

也有樂觀者，如沅陵明溪口鎮今年80歲的謝根生老人。謝根生的“土匪”身份，僅僅是因為當土匪頭目的叔叔，給他弄了一支槍，而當時15歲的謝根生不愿意入伙，便拖著槍回了家。1950年，他向政府上交了那支“土匪發的槍”，然后繼續回家務農，“沒給關監獄”。

但在一年后，謝根生接到政府的“學習”通知，去了才知道是填寫“自愿入朝”申請表。謝根生當時覺得，參軍入朝可能是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于是爽快地填了表格。

土匪和軍人，歷來是湘西青壯年的兩大“主流職業”，而無論是從土匪到軍人，抑或從軍人到土匪，對他們來說都是再自然不過的身份轉換，并沒有多少心理障礙。

以鳳凰“竿軍”為例，這是自清代中期至民國一直活躍在湘西的苗族雇傭軍，他們彪悍勇猛，素有“無湘不成軍，無竿不成湘”之說。后來，它便成了湘西軍人夸許勇武的傲岸自稱。

清朝滅亡后，世代當兵吃糧的湘西“竿軍”們，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參軍為國出力、血灑疆場，要么淪為土匪，湘西土匪因此空前壯大。而民國政府與歷代王朝政權對待土匪的手法一樣，剿不動便撫，于是請土匪頭目當縣長的有之，當國民正規軍營長團長的也有之。

姚大榜就曾被政府招安過，但當了幾個月國軍正規營長后，覺得“沒意思”，便帶著整營人、槍，又回到湘西繼續當土匪。此外，即便是蒲昭義這樣的“兼職土匪”，在入伙前也大多有從軍或充任地方保安團丁的經歷。

湘西兵匪的界限，由此模糊不清、難分彼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金珍彪、孫家懷等人的積極報名，除了急于擺脫囚徒身份之外，未嘗沒有和謝根生一樣的從軍發跡夢想。

異域戰場

湘西剿匪勝利紀念館中保存的資料數據顯示，1949年到1951年，湘西的沅陵、會同、永順3個專區，共關押土匪3萬余人進行教育改造。其中1950年到1951年，在鎮反運動中處決2萬余人，剩下近1萬人隨47軍赴朝作戰。

在湘西十余縣中，僅沅陵一地，楊先樹就曾親手送出370人，而張家界市永定區也有300人之多。此外，湖南永順軍分區還將“湘西土匪”編了一個補充團。

從此，“金珍彪”們由一個未知的命運岔口，到了另一個未知的命運岔口。

然而，最初走上戰場的許多“黑腦殼”，連軍籍都沒有。

楊先樹回憶，當時公安局長給他布置任務時的說法，是“找批身體健康、罪惡不大的，準備充軍去”。換言之，他們穿著志愿軍服裝但并非正式軍人。但面臨的艱險，與一線血戰的軍人們并無區別。

金珍彪回憶，過鴨綠江后就“一路急行”，7個通宵后，終于在9月中旬趕到朝鮮的南洋里，在天寒地凍中全力搶修被美軍炸毀的機場。除此之外，他們還要負責全力清掃一顆顆未爆炸彈。

在南洋里的那段日子，令金珍彪至今記憶深刻：“35公斤重的炸彈，從空中投下來能陷入地下2米深，聽著定時器咔嚓咔嚓的跳動聲，我心里直發憷。”因為它們隨時會爆炸。

盡管艱險若此，但因為走上戰場而擺脫了囚徒身份、甚至逃過處決的“黑腦殼”們，依然有著強烈的自我救贖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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