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在國際關系意義上算是一個小小的轉折點，盡管沒有1860年和1900年的意義大，但是長遠影響可能是更加致命的。這一點，因為我們慣用的歷史敘事體系出了點毛病，所以不大能顯示出來。

從宏觀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當時世界存在的不只一種世界體系，歐洲的世界體系在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解構了教皇和皇帝在基督教世界最高權力以后，漸漸的創造了民族國家實體概念，由民族國家實體比較平穩地組成一個沒有確定權威的國際關系網絡，取代了教皇和皇帝領導的基督教文明共同體這個有最高權力體系的概念。然后這個體系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擴散到全世界。

與此同時，中國或者說是大清承襲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國家或者說宇宙國家的體系，同時又加上了滿蒙部族聯盟這個統治核心的特點。天下國家的根本特點是它沒有確定的行為主體，也沒有確定的邊界和主權的。大體上來講，天下國家不是現在所謂的國家，而是一個金字塔形的文明體系，文明的成果從中心也就是所謂的首善之區到外環一步一步降落，最后一直降落到“化外之地”，就是完全野蠻的區域。各個等級之間是沒有明確界限和邊界的，但是你始終可以感覺到文明程度和管制程度有一個不斷跌落的過程，中樞對外環不僅要行使實際控制，更重要的是它要根據儒家道德上的權威確定自己的合法性，就是文治和德教的影響。

首善之區就是京師，離皇恩最近，所以它的道德水平是最高的，甚至皇帝作為天下的領袖，他的道德是最高的，他主要憑他的道德感召力量而不是憑他的赤裸裸的武力來迫使各地屈服。內環到外環的道德程度和管控能力都要相應的削弱，最后的“化外之地”蠻夷肯定是像沒有長大的小孩一樣，是完全不聽話、搗亂的。在這種情況下成年人必須得讓著小孩，必要時還要拿著糖果來犒賞他，而不是真的要跟他打仗。不跟他打的原因不是因為成年人或者紳士打不過小孩或流氓，而是你一打他就降低了你的文明程度，你要證明你是高度文明的人，所以你不能直接這么對他。所以才會出現像雍正皇帝向越南割讓土地，嘉慶皇帝對浩罕人許以貿易特權這些事情。這些事情與其說是中央政權在當時的權力已經嚴重削弱了，倒不如說是推德教的目的，文明人對待野蠻就是應該用這種辦法。從實際角度來講，給這些偏遠窮困地區的蠻夷一點好處，也比大量征收十八省的賦稅去打一場長距離的戰爭來得更便宜。所以這里面，理論和實際原因都是有的。

很多人覺得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很倒霉，但林則徐之所以倒霉，主要不是像我們想象的喪權辱國，這種觀念是錯的。如果你承認英國跟清國是平行的國家，那么你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英國這些人雖然是不懂中文而且是蠻夷，毫無疑問也是皇上的臣民，你說它是跟皇上獨立的國家，那你就是大逆不道。割地賠款反倒不是，因為割地賠款是一種犒賞性的行動，是教育小孩子懂得教化的一種賄賂性的做法，而且在天下國家體系當中沒有入侵這件事情，因為沒有在皇權之外存在著同等的權力，只有叛亂這回事，而且在天下國家體系中，叛亂跟武裝上訪是沒有明確區別的，也就是說叛亂一方不是完全不對的，負責主事問題的官員肯定要負一定責任，這是儒家教化和帝國體系得以維持的基本條件。因為帝國體系如果維持不了，那不是因為我們在武力上出了問題，而是皇上喪失了道德號召力的結果。比如說如果陜西發生民變的話，你不能說亂民是絕對的沒理，一定要追究主管官員的責任，陜甘總督和下屬官員一定也負有一定責任，不可能說責任全在某一方，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因為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如果責任完全歸于臣民的話，那么儒家的統治就變成了赤裸裸的暴政了，它自身就會喪失合法性。為了維持合法性，必須主管官員和武裝訪民都要負擔責任。所以撤換林則徐非但不是喪權辱國的行動，反而是皇帝遵守儒家教化和憲法原則的結果，因為英國人上訪是到皇帝面前鳴冤告狀，因為林總督沒有公正的對待他們，所以皇上在弄清是非曲直之前，一定要各打五十大板，首先要把主管官員撤掉，就好像說是某個地方有訪民到中央告狀，中央處理問題一定是要回避，處理這個問題的官員先讓他停職審查，要不然有他在那里從中作梗的話，訪民絕對不可能得到公正待遇。道光皇帝當時就是這樣的思維。

所以鴉片戰爭這件事情從清廷和儒家士大夫的角度來看，實際是這樣的：皇帝出于憐憫江南人民和帝國人民，不愿意他們承受過大的戰爭苦難，同時也要憐憫英國人是野蠻的，實在像小孩子一樣不懂事，讓他們懂事一點還要假以時日，所以就拿一筆錢給他們點好處讓他們走了，這樣大家都省事，這不是帝國的軟弱，而是帝國的仁慈。

因此鴉片戰爭從憲法意義上講，對清廷主持國際體系沒有絲毫影響，清廷仍然是東亞和內亞的國際體系的主持者，而不是一個國家。歐洲的國際體系還沒有擴大到東亞的土地上，但是一旦這種禮儀的戰爭導致了總理衙門的成立，這說明什么問題?說明歐洲的國際體系已經開始進入東亞了，清政府已經發現根據儒家文治的立場已經沒有辦法完全控制局面了，但是清廷人有雙面性，他在面對內地的時候仍然要堅持他的德教原則和文治的原則，也就是說不能使用武力，或者說是不能過度的使用武力，只能維持一個極小規模的政府和軍隊，當然，這樣的政府軍隊只能發揮警察性的治安作用，而各邦各省之間也談不上像現代意義上的單一政治學的一部分。但是在海上，英法這個方面他們愿意部分承認平等國家的原則，也就是說部分接受歐洲國際體系，這是很尷尬的狀態，等于是清廷這個政治存在自身出現了角色上的矛盾。這個矛盾應該現在的中國人應該很能理解，就像你既是一個共產黨的政權，你應該是不承認民主國家的原則，就像蘇聯一樣，它和整個無產階級世界處在戰爭狀態，只有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后才能夠按照共產主義兄弟原則處理內部關系，對外的關系應該是一種永恒的無限制的戰爭，像列寧說的那樣，是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和規則約束的戰爭。事實上這個做不到。你要和占據絕對優勢的西方國家打交道的話，你想完全拒絕接受西方的游戲規則和國際慣例的話，你將會陷入極其被動甚至有亡國之禍的情況下，所以你必須部分接受。但是你對內還是共產黨統治的特殊國家，所以你就陷入了兩種游戲規則同時使用的尷尬狀態，你自身的認同和價值觀都出現了嚴重的分裂，這點對清廷后來的外交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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