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威廉·J·佩里取代阿斯平擔任國防部長。在給國會的第一個年度報告中，他拓寬了武裝力量的適用范圍，包括“美國重要而不是至關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雷克確認了7個可能使用武裝力量的“情況”。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持我們的可靠性，因為當我們的伙伴關系是堅定的并讓其高度相信我們的領導力，這更容易讓別人與我們一起工作”。

《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1995年在薩拉熱窩附近進行空襲（“慎重武力行動”）的理由是——“丟下幾枚炸彈，看看會發生什么”。在四年之后的“盟軍行動”中，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塞爾維亞政權于1999年被趕下臺。

1998年2月，在討論針對伊拉克的空襲時，時任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說：“我們討論的是使用武裝力量，但是我們不是在討論戰爭。這是很重要的區別。”1998年12月，“沙漠之狐行動”對伊拉克發動了650個架次的空襲和400枚巡航導彈攻擊，但是行動在70個小時后被叫停了，部分原因是有人認為在齋月期間轟炸將是極有攻擊性的。

聲名狼藉的準則

鮑威爾退休之后，他和溫伯格的觀點更加頻繁地遭受軍隊中敵對派系的挑戰。1995年，托馬斯·里克斯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說道，五角大樓中的一些高級軍官，特別是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官，對鮑威爾準則很不滿。里克斯指出，“歷史上支持外交行動的小規模軍事交戰一直是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特色”。

杰弗里·瑞考得，曾是國會幕僚和空軍戰爭學院的教職人員，更是經常進行批評。在2000年發表于海軍學院《過程》雜志的《溫伯格-鮑威爾準則不管用》一文中，瑞考得稱這一準則“簡單化和有瑕疵”，并且說“對于什么是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沒有共識。……大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們準備為非至關重要利益的目的（例如證明可信度和維持秩序）而進行威脅乃至走向戰爭。”

著名作家馬克斯·布特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任務很少有完全滿足鮑威爾檢測清單的，如果嚴格應用的話，那它就是不行動的秘訣。”

在那些繼續支持溫伯格準則的追隨者中，就包括美國空軍協會及其期刊《空軍雜志》。

當2001年9月美國民航客機被恐怖分子劫持而撞向世貿中心、五角大樓和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農場時，在這種情況下，在阿富汗使用軍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2003年把矛頭指向伊拉克，就不是那么確定了，特別是開戰的主要理由——伊拉克正在準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全球反恐戰爭升級，并將重點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國家重建。

2005年的新國防戰略的主要假設是非常規戰爭——恐怖主義，叛亂，以及其他非常規沖突——已經成為美軍有可能參與的主要形式。

2010年，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爾·G·馬倫海軍上將說：“我們不能把使用武裝力量只作為最后的手段，而應作為可能是最好的、第一選項——當與其他國家工具和國際力量相結合時。我們決不能試圖只把武力作為壓倒性的能力，而應作為適當的能力，以精確的和有原則的方式。”這被解讀為否定溫伯格和鮑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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