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關于海灣戰爭的文章中，鮑威爾說，“我們成功的原因在于我們在每件事情上都仔細地將軍事力量的運用與我們的政治目標相匹配。與最近的其他幾位總統相比，布什總統更理解軍事力量的正確運用。在每件事上，他都要確保目標是清晰的，我們知道我們要去哪兒。我們要歸功于那些遭受傷害的男女軍人，要確保他們的生命不是因為不明確的目的而浪費。”

逐漸地，這些基本概念被稱之為“溫伯格-鮑威爾準則”，甚至是“鮑威爾準則”。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里克·阿特金森和鮑勃·伍德沃德說，鮑威爾將他們所謂的“不可戰勝的力量”統稱為“溫伯格+”。鮑威爾自己也經常將其稱為“決定性的軍事手段”。

第一個徹底將此定為術語的是政治-軍事理論家愛德華·N·盧特瓦克，文章于1992年11月10日發表在《洛杉磯時報》上。他說，“鮑威爾準則是官僚主義自我保護的極端情況”，鮑威爾“堅持認為只有當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作戰目標和實現它所需的壓倒性力量時，美國才應該派遣部隊進入危險之中”。

值得懷疑的是，鮑威爾有關決定性的軍事手段/壓倒性力量的觀點是否構成了一個新的學說，或者它是不是溫伯格所提出的“足以取勝的力量”的放大版。鮑威爾沒有給武力使用增加額外的條件。

在1996年的總統選舉中，鮑威爾的對手試圖阻止其提名為共和黨候選人，將溫伯格準則曲解為軟弱和膽小，并重新將其打上“鮑威爾準則”的標簽，作為“阻止鮑威爾”運動的手段。除了作為人為的政治手段，這種做法什么用也沒有，反而有助于鮑威爾的神話——鮑威爾所建立的關于武力使用的著名條件。

發出信號

無論名字是什么，這個準則在1993年1月克林頓政府上臺后遭受了猛烈的攻擊。新任國防部長是小萊斯·阿斯平。此前，在他還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時候，阿斯平區分了關于軍事運用的兩種學派，他將其稱為“有限目標”與“全部或沒有”。

“全部或沒有”學派“說如果你沒有準備好把油門踩到底，那你就不要啟動發動機”，阿斯平說，他還預測稱“未來的爭論將某種程度上偏向于‘有限目標’學派的方向”。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阿斯平說，“人們可能不愿意每年在不是很管用的軍事力量上花費2500億或2000億美元。可能需要為極端緊急情況維持一支軍事力量，但是也有必要證明這支軍事力量在不太緊急的情況下也是有用的。”

阿斯平所謂的較寬松方式導致了1993年在索馬里的災難（即著名的“黑鷹墜落”事件），那里的人道主義援助行動變成了模糊和試探性的武裝維和任務，18名美軍士兵在試圖抓捕一名軍閥時陣亡——而那名軍閥兩個月后還在乘坐美國飛機四處轉悠。

“有限目標”的另一個信徒是馬德琳·K·奧爾布賴特，克林頓的駐聯合國大使，她曾經問鮑威爾：“即便擁有了你一直在談論的超級軍事力量，但如果我們不使用它，它又有什么用呢？”

克林頓沒有讓鮑威爾擔任第三個任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盡管鮑威爾是合格的。相反，在1993年10月，他選擇了美國陸軍上將約翰·M·沙利卡什維利，此人的觀點更接近于克林頓政府。沙利卡什維利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意溫伯格準則，并宣稱自己沒有權利在門上貼一個這樣的標語：“對不起——我們只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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