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主因：被逼無奈抑或人事斗爭？
“與70年代的中國相比，朝鮮當今的市場經濟初具規模，已經開始左右經濟體系，但政策環境不如中國。”對于朝鮮推動改革的決心，金強一的評價十分謹慎。在他看來，朝鮮有一些改革的味道，總體上是否有改革的計劃并不好把握。“以前懷疑朝鮮能不能改革開放，金正恩不可能否定爺爺和父親。但是‘5·30措施’中有一段討論1990年代的‘苦難行軍’，其中提到當時經濟沒有發展，要深刻反思。”
據金強一介紹，金正恩在今年的一次講話中談到植樹造林，再次強調“苦難行軍”時期過度砍伐，對森林破壞嚴重。“要知道，這一表述對當年的政策有否定傾向。”
曾和金正日長子金正男保持長期通信往來的日本《東京新聞》編委五味洋治向《鳳凰周刊》介紹，日本國內也“傳看”了記錄“5·30措施”的相關文件，主要是“堅持社會主義，但是在工廠、企業以及農業合作社中提倡獨立自主的精神”，而“在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也收到了這個指示。五味洋治稱，與以往改革不同，這次是金正恩直接下達的指示。
在五味洋治看來，“5·30措施”的內容提到“各個工廠、企業以及農業合作社應該根據具體情況嘗試責任制”，并敦促勞動現場的干部和勞動者“努力提高自主性”；但同時也明確指出“各個企業對于勞動報酬必須要公正的發放”，這仍然屬于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
2014年3月末的勞動黨高層會議上，金正恩提出并舉主張，既要發展經濟也要發展核武器。這一主張與前領導人金正日提出的先軍政治相比，出現微調。韓國學者俞忠植稱，金正恩與父輩相比，缺少革命神話與傳統的資歷，其執政的合法性相對要弱，所以才強調提高國民的生活條件。
宏觀的監測數據顯示，朝鮮目前的經濟狀況正在變好。根據韓國中央銀行統計，朝鮮GDP增長相對于金正日時期表現出色。依靠與中國、俄國和中東的國際貿易，以及相對不錯的收成，朝鮮2011年-201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速分別為0.8%、1.3%、1.1%。此外，與2011年相比，金正恩主政的頭兩年，朝鮮“脫北者”人數減少了45%。
俞忠植認為，“脫北者”的大幅減少與朝鮮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一定的關系，但也有邊境封鎖更為嚴格，“脫北”風險及費用增加的其他原因。
“說朝鮮要改革，判斷還為時過早。”中央黨校學者張璉瑰指出，朝鮮對外宣傳經濟好轉有很深的政治目的，其新提出的并行政策并不是對先軍政治的改變。“目前國際社會并沒有放松對朝鮮的制裁，甚至不斷加碼。這種情況下，朝鮮發生變革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確實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二是受到制裁后的不得已之舉，待經濟一旦好轉，又會馬上收緊。”
五味洋治提到，包括“5·30措施”措施在內，金正恩自上臺后一直努力讓經濟煥發活力，不過很多措施并沒有推廣到全國，因此效果還沒顯現。“目前據說朝鮮對于美國產品的進口管制不斷放松，相當數量的大學生能使用iPad了。”
吉林大學學者郭銳則指出，朝鮮能否改革取決于平壤高層的意愿與對局勢的判斷。“朝鮮若要改革，需要學習1980年代的中國進行一定程度的裁軍，將青壯勞動力轉移到市場，才能更有利于經濟發展。”
為了整合經濟管理，金正恩也算下了一番苦功。2013年6月，在張成澤被處決的前一個月，朝鮮勞動黨成立經濟部，并在各省份的城市中建立縱向的分支機構。按照最新規定，朝鮮所有經濟活動都歸統到該部門主持管理。軍隊、政府、司法等一切部門參與的經濟活動，無論是生產還是賺外匯，都要得到經濟部的許可。
因此，有大陸學者指出，專門設立經濟部門與其說是為了推進改革，不如說是為了權力斗爭。就在朝鮮推進經濟變革的同時，黨政軍高層的人事更迭比例超過40%。同樣，1990年代朝鮮推行先軍政治，軍隊獲得更多農業生產的主導權，農業上進行改革同樣也是在削減軍隊的影響。日本《外交官》助理編輯扎卡里·凱克曾撰文稱，軍隊是對金正恩威脅最大的群體，朝鮮的農業改革也是為了打擊軍方。
面對朝鮮的一系列新舉措，《明星周刊》更是不客氣地指出，“相比隔一段時間進行一次的導彈試驗，朝鮮悄悄進行的資本主義試驗更加危險。”
文／秦軒 原載于《鳳凰周刊》2015年第14期總第5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