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西方勞資階級的沖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看到了西方是強而富的，但是貧富分化卻極為嚴重。一戰以后，這個震撼就更為普遍了。避免中國走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是某種基本共識——只不過在不同的知識分子那里社會主義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說，社會主義是個“好詞”，是要避免工業化帶來的嚴重的貧富分化。
承認西方的強和富但是拒絕西方的貧富分化的第一人，還是嚴復。嚴復最激進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在天津《直報》上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義與啟蒙的基本立論。嚴復認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強之根，但是與此同時，他就已經看到西方強則強矣、富則富矣，貧富分化嚴重（《原強》）。這也為他最后轉為儒家埋下了伏筆。他認為在儒家的“三世論”里，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里面有幾條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條是“家給人足”。儒家的社會理想沒有那么高，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條是 “貧富不相懸殊”。古人講如果貧富相差十倍則相順，“百倍相仆，千倍相奴”。貧富懸殊會引起社會地位和社會結構的變化。這是儒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孔子講“不患寡而患不均”，講的就是有差別但不能太懸殊，以至于富者可以凌辱貧者。第三條是“刑措不用”。這是比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監獄但不用。第四條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鋒”很多的意思。按這四條去看西方，西方并不理想。后兩條和前兩條是有關系的。家給人足、貧富不相懸殊，而后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當然，“倉廩實而知禮節”是儒家一種論述，儒家還有一種說法是“飽暖思淫欲”。改革開放告訴我們，“飽暖思淫欲”比“倉廩實而知禮節”更真實。古與今的最大文化差別（不論中外）是看到每個個體情感當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是要修身。而工業化以后，資本主義則強調個體，強調利益，認為欲望的實現就是滿足。它的優點是鼓舞人競爭，使得財富大量涌現，缺點是人與人關系的高度惡化，也帶來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嚴復后來非常強調教育，引進斯賓塞的德育、智育、體育，后來逐步成為我們的教育目標。他認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體都是表面的、膚淺的。
近代的革命家與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分化都表現出相當的警惕情緒。對于中國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們一方面因為“開眼看世界”而擁有了較為廣闊的視野，了解進步與變革的歷史潮流；另一方面，他們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所奠定的知識基礎依然與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在觀念層面依然堅持著中國知識精英一直追尋著的“大同理想”。
改革開放以后，在計劃向市場轉變的過程中，同時發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轉變。只要計劃向市場轉軌，所有權必然隨著市場的變動而變動。這點馬克思講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場相比，我認為市場更具有決定性作用，所有權隨著市場的變動而變動。我們用三十年的經驗才知道市場的厲害——它的經濟效應、社會效應、文化效應、心理效應是無孔不入的。現在我們的國有企業，其實是國有資本。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是不一樣的。國有企業當中，勞動者和國有財產固定結合，廠長幾乎沒有資格解聘自己企業的勞動者；現在的國有企業則是以國有資本的形態存在，勞動者普遍雇傭化。在普遍雇傭化的市場中，人也成為商品，所謂“人力資本”。這個詞說的那么直白又讓人反感。康德說“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們只能妥協，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賣勞動力換取貨幣。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現在人利用自己勞動力不夠，還利用自己的器官與身體。在市場經濟面前，很多倫理顯得很無奈。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把歐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進”技術設備引入中國，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蘇聯技術和仿制蘇聯的技術，這樣使整個中國的裝備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了一個檔次。當然，依附在原來的計劃經濟工業體系下的工人階級，隨著設備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轉軌，整個生產方式也悄悄地轉型，帶來了分配方式的轉變，帶來了階級、階層的重新形成。這個在黨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經默認了。十五大文件中說的是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體分了許多要素，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個要素就是一個階級。資本要素就是資本家階級，技術和管理作為要素它是中產階級的來源，勞動作為要素就是勞動階級。這里還有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勞動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結合而來的小農階級，他們的子弟轉化為農民工。農民工怎么定義非常復雜。這里面還沒有提土地要素和權力要素。如果將土地作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從來是一筆糊涂賬，其實這是貧富分化的重大來源之一。權力作為一種要素也參與分配。這里指的是權力私用作為要素。不同的要素按要素獲得相應的報酬，就是一個階層。各個要素之間的力量配置使各個階級獲得的份額不同。社會主義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的平等，可以說這個希望落空了。
三、目前處于工業化道路的什么位置？
中國目前處于什么樣的位置？中央的判斷是——我們離我們的目標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近。我認為，至為關鍵的尖端技術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后二、三十年。技術分為尖端技術、先進技術、成熟技術和衰敗技術。這些都來源于西方。如果我們國家的技術水平永遠處于西方發達國家衰敗或者成熟技術的層面，那設備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國家的折舊，促使它投入高端技術研發的動力更強。目前，中國到了先進技術向尖端技術突破的時候。技術是買不到的，因此我們要獨立地自主創新，向尖端技術突破。這個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裝備業和材料工業。比如大飛機，是整個工業體系達到先進體系的標準。
現在令人憂慮的就是，在這個關鍵的追趕過程中，國內矛盾集聚；并且，如何對這些矛盾做判斷，也是眾說紛紜。如果對這些矛盾的處理不恰當，會不會導致不可收拾的結局？如果現政權無力加以穩定，那么我們趕不上、甚至衰敗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輕心。
在即將追趕上的這個階段，是最困難的。因為前有攔堵，后有追趕。勞動密集型產業隨時可能走投無路，這是“后追”；買不到先進技術，全面封鎖，這是“前堵”。在全面趕超過程中，前堵后追若不能突破的話，就是我理解的 “中等收入”的陷阱。這一代人對這個形勢要有清醒的認識。
改革開放后解決了兩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是吃飯問題，第二大問題就是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現在看基本解決了（說是“基本”解決，是因為我們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學里去）。但在城市化過程中，新的問題又在產生了。比如，如何安置兩億多的農民工？這個經驗在世界史上沒有先例可循。在發達國家早期，在后發國家如印度、南美等，都產生了大量貧民窟。中國要在不造成貧民窟的情況下，把農民工安置在城里，使其有穩定的就業、體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這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最為尖銳的問題。單說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來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農民工自己的學校里，脫離了義務教育。2007年以后，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兩種辦法：一種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于當地的公辦學校中，另一種是財政資助那些收納外地孩子的民辦學校。當時這三、四十萬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萬的財政支撐。這個問題剛解決又產生了新問題：農民工子弟在公辦學校里分不分班，分不分校？義務教育結束后，農民工子女能不能參加中考？如果允許參加中考的話，那也應該允許他們參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議，說這樣做的話外來人口就占用太多本地人資源。如果不允許他們參與中考，他們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銜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來人口子女教育還有幼兒入托等問題。公辦的托兒所投入大、門檻高，于是“黑托”出現。這有辦法解決么？其實，但凡勞動力導入的地方，就會有農民工為農民工自己建立起來的復雜的低端市場，囊括了食品、餐飲、旅館、教育、醫療、交通等方方面面。因為他們工資低，要降低消費標準，要把節省下來的錢來寄回家蓋房子或供養孩子。這個市場的特點就是價格之爭。當價格壓低到一定程度時，大量偽劣商品就充斥市場，而我們的工商標準是照搬西方的，標準太高；小的工商業主不可能登記，只能是運動式管理。新的問題層出不窮。
近幾年國家擴招后，又產生700萬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理論上這些畢業生應進入中等收入階層，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職位還沒有那么充分。在市場經濟下，要想擴大中間階層，第一要實現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向中高端轉換，這是產生中產階級職業的先決條件。第二是政治意愿。
現在提出的中心任務是“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對此我有兩個判斷：第一個判斷，能不能完成創新與轉型，就是能不能正常崛起、與西方并駕齊驅的關鍵；第二個判斷，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趕，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二百年東西方歷史的敘事要被改寫。真的到這么一天，改寫是需要語言的。我們要隨時為這種語言做準備。如果從自然科學來看，要做好的是替代技術，尤其是進口替代尖端技術的突破。那么對于從事文科研究的人來說，在這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話語”。
中國知識界對這個歷史時刻沒有準備，西方知識界反而起了變化，比如說溝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國的公與私》、《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等，其實是寫給日本人看的。甲午中日戰爭以后，日本對中國是俯視的。但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知識分子不再仰視日本，而變為平視、甚至俯視，很多時候還把日本當作教訓，因為1990年以后日本的經濟就趴著不動了。現在我們對日本不是仰視，是俯視。日本對我們也是俯視。這兩個俯視誰對？溝口雄三看中國發展的這幾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觀點看問題，而要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第二，要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國為標準。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是以中國為中心、以西方為方法的。什么時候以中國為方法，至今沒有答案。所以我們要討論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是討論不下去的，因為要討論中國道路，已經有既定的方法在那里、有既定的標準在那里。用既定的方法與標準是無法討論新事物的。此外如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為中心，以中國為中心來考察中國整個的近代運動，尤其是當代三十年。另外一位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國》中同樣提出這個問題。德國前任駐華大使賽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也對方法論提出批評：西方人以西方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標準看中國屢屢出錯，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價。
因而，我們必須要以中國為方法，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放在六十年的發展脈絡中，把六十年放在整個近代史當中，放在整個的歷史長河中來考察。這種思維方式是有效的。可惜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缺乏這種自信，他們依然陷在五四之后的模式中，以西方為標準、以中國為衡量對象。什么時候可以以西方為參考、以中國為標準，更準確地觀察中國事物？我認為這是年輕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年輕一代的呼吁。
文/曹錦清 修遠基金會學術委員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
本文系根據作者在“修遠書院菁英計劃–第二屆大學生暑期戰略研習班”上所做專場演講的錄音整理而成，未經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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