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理解百年激進思潮

1949年后，我們首先要實現的目標仍然是百年中國夢的追趕——有一個典型的詞叫做“迎頭趕上”。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就是要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批判“大躍進”很容易，但必須認識到，這種激進思潮不是毛澤東獨有的，可以說這種激進思潮是貫穿中國整個近代的。

毛澤東提出要“超英趕美”需要十五年，后來縮短到十年，參加了莫斯科的會議后說只需要兩三年。這種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個人的。康有為在《日本政變考》的序里說：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實行君主立憲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觀，八年十年可與列強并駕齊驅。這也是“十年論”。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說：十年之內建成10萬英里（約合16萬公里）的鐵路。現在中國的鐵路才9萬多公里，解放戰爭后留給我們的鐵路也只有2.8萬公里，其中有一多半還是俄國、日本在東北建造的。孫中山對中國工業化考慮之簡單讓人唏噓。1913年議會民主制框架下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大勝，宋教仁當時也說要在三五年內可以與列強并駕齊驅。

我們現在可以說，近代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任務的繁重性與復雜性，歷代的政治思想家與領導人對此都缺乏充分認知，都把迎頭趕上的時間縮得太短。但不要以為這是歷史中的力量，是先賢的錯誤認識，如今還不是這樣么？我們這個民族很焦慮地等待新的產業部門出現，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這個動力就在于我們錯過了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革命，現在新能源等出現了，我們要一步趕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急迫。這個現象是需要解釋的。我的解釋是：第一，中國人確實曾經非常闊氣，我們一講就是三千年文明。這是高度的驕傲、自負。對華夏絕對有信心。這種心理早在周秦以來就建立起來。第二，這個驕傲還被牢牢地記住。所以近代落后、積貧積弱所積攢的氣，比所有民族國家都強，激起了迎頭趕上的氛圍。我認為，“迎頭趕上”的思想是中國后來所有激進思潮的總根源。而每次激進主義的預期失敗，并沒有平息這股思潮，反而是認為前面的人還不夠激進，后面的還要更激進、更徹底。

當然，在百年激進中，不是沒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堅持以農立國，排斥大工業的。在中國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這一派有很大的市場，比如甘地。甘地的整個建國思路和尼赫魯不一樣（如果甘地在世時間更長一些，印度的工業化就會更曲折）。《甘地自傳》里講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紡織廠主的辯論。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個英國的工業化就把全世界攪擾得不太平，為什么還要那么多的工業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國家都有這種保守思潮。我們現在不要認為它是徹底保守主義就批判它，它在當時是有根據的——因為它考慮的是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狀態。如果走向現代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大量勞動力怎么安排？甘地看到這個問題，因而鼓吹家庭紡織業。這就是他的經典形象。當然他這么做也考慮了印度的物質條件：因為印度比較熱，對于紡織品的需求比較簡單。甘地鼓吹家家有紡織機，自己解決穿衣問題。從印度當時的生活來說，從暫時的情況來說，是有道理的；但是長遠來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設想發展，在西方已經工業化、已經軍事現代化的條件下，即使印度獨立了，能夠改變當時挨打的命運么？如果所有非西方國家如果不走軍事工業化的道路，它能維持自己民族的獨立嗎？能改變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嗎？印度是這樣，中國這個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國家也是這樣。

在中國，選擇這樣一條保守的工業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點沒有，當時研究工業化的人物吳景超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書中就這么設想過。這本書出版于1937年，他認為從農業國到工業國也沒有問題，解救農村之路在于“都市工業化”，剩余勞動力進城打工，緩解農村勞動力和土地壓力。但盧溝橋事變以后，他就改變了思路，明確意識到中國的工業化一定是重工業優先、軍事工業優先。此后，他到德國、蘇聯考察，更加確定。保守的工業化道路在現實面前，也讓位于激進思潮。

毛澤東說“大躍進”不是他的發明而是孫中山的發明，這是有道理的。“迎頭趕上”這個詞是孫中山創造的。最早出現在1905年同盟會創立后孫中山辦的《民報》上。1905年后，在《民報》與保皇派創辦的《新民叢報》兩份報紙上，開展了關于革命還是改良、共和還是立憲的辯論，形成了各自的理論。保皇派的理論是進化論，先從君主專制，再到君主立憲，最后到民主共和，這是不能逾越的。孫中山為了批這個進化論，提出“迎頭趕上”。他當然也認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過他不同意進化論：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不能趕上的，要迎頭才能趕上。

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孫中山認識到搞軍事工業、搞器具不是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政體才是核心；但當時中國已經沒有時間思考西方政體的歷史發展脈絡，也來不及去思考有著自身豐富經驗的中國政治應該如何與之對接，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強就會被瓜分，要富強就要改變政體。因而，我們是在面臨被瓜分的緊急情況面前，要引進更好的政體。在政體上有兩個爭論：一是君主立憲好還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沒了，君主立憲派自動就敗了——一種理論不是在辯論中被駁倒的，它是在強大的歷史現實前失敗的。如果當時皇帝和西太后都還在世呢？我估計清王朝要崩潰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平心而論，清朝的幾百年統治人民大體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愛民，直接的農業稅一直沒有增加。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西方打敗仗賠款，它寧愿賣官也不愿意加農業稅。

我很贊同孫中山的判斷，不迎頭趕上是不能趕上的。因為中國積貧積弱，元氣還沒有恢復，你跟在別人后面跑，要跑的比前面的人還快，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別人在前面跑會犯錯誤走彎路，那我們可改彎取直。所以迎頭趕上要等待別人犯錯誤的那一次。但即使你這樣趕上了，別人趕上你也容易的。“迎頭趕上”帶來的悖論很明顯——西方強所以跑得快，我們弱所以跑得慢；現在跑得慢的人要跑得比跑得快的人還要快，這是個悖論。這確實是我們近代的一個重大的悖論。這兩個判斷同時為真又恰好相反，是辯證的。如果說一個判斷100%真，另一個判斷100%錯誤，那思想的選擇就太容易了。在一個民族發展的一個階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當兩個對立的判斷都構成一個真理，這個民族就陷入了漩渦中。漸進論、進化論有它的道理，“迎頭趕上論”也有它的道理。只不過在激進的民族心理中，迎頭趕上成為主流。迎頭趕上論、跨越式發展論、超常規論，都是一個意思。三十年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一個大躍進，只是它的后果沒有原來那么嚴重。這可以說是一次接近成功的大躍進。

（三）社會主義平等也是內在的訴求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主導最極端的形式就是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它同時要完成兩個歷史使命：一個是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一個實現社會主義平等、消滅階級。而這兩個任務實際上是有矛盾的。

工業化既需要實現產業資本積累來實現擴大再生產，也需要對生產流程的監控來保證工業品的治理和提高生產環節的效率。要實現資本管理和生產流程監控，客觀上需要大量的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職員。而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資源的存在，又必然反過來強化一個企業內部的等級制結構，就像“泰羅制”所揭示的那樣，這是由現代大工業生產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隨著工業化的深化，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中層資源無疑會不斷擴大，不僅進一步加深企業內部的等級制結構，也在社會結構帶來階級不平等的“復活”。

這兩個任務現在看來絕不是毛澤東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澤東在1958年用大躍進來解決第一個問題，用文化革命來解決第二個問題，可以說都失敗了。但這兩個問題都是真實的，都緣起于中國的近代。工業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們一直把孫中山看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其實他哪里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哪里有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害怕資產階級革命的后果？他害怕什么？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他提倡節制資本，即擴大國有資本在經濟上有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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