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特點是對這個戰略的激進調整。它以富裕優先、民生優先的戰略改變了“先強后富”的戰略，將發展重工業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民生建設為中心。不管怎么說，沒有前三十年“重輕農”的積累，也就不會有后來“農輕重”的轉型。

改革開放從農村開始，表現為把土地分到農民手中，然后快速提高農產品價格。當時糧食的收購價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銷售價格卻沒有變。所以，八十年代初農村里出現了新景象，城市沒有什么改變。這樣，國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億，等于是直接補給農民的，農民的日子當然好過些了。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隨著計劃生育的強化、農民負擔的增加，才演變為朝野關注的“三農”問題。

市場經濟改革后，對于前三十年由國家主導而非市場主導，批判最多。前三十年以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形式完成的國家主導，確實最為極端。在批判的同時，首先要看到，前三十年要同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社會主義平等，本身就有矛盾；第二，國家主導的前三十年工業化為后三十年積累了基礎，這個基礎包括農業基礎、教育基礎以及工業化的體系基礎。沒有前面的基礎，后面的“先富后強”的轉型不可能實現。

二、從后發國家工業化的視角看中國近代史

當以英國為代表的“先進”國家以工業化的強大物質力量為基礎不斷向外擴張時，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戲規則”被塑造出來。這種世界秩序的變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舊不再可能。對于所有的后來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種嚴酷的邏輯：要么自身實現工業化，主動爭取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相對較好的位置；要么放棄工業化的目標，將本國命運的寄托于先進國家的“善意”。對于這種嚴酷的邏輯，所有的抱怨和憤恨都是蒼白無力的。同時，對于后來者而言，由于先進國家的工業化優勢已經徹底改變原有的世界秩序，這使得原生性的“自發工業化”歷程就不再具有重復的可能性，自此以后，所有的工業化都必須是“自覺的工業化”。而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理解，也要從這種工業化不可抵擋的現實性的客觀角度加以理解。所謂“古今中西之辯”等觀念意義上的爭論，最終都必須依附于這個主線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務是重建能夠引領國家完成工業化的政權

近代的起點是清王朝的衰敗。即使沒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經進入了王朝衰敗期。中國的王朝沒有超過300年的。一般來說前100到120年是上升時期，后100年是下降時期。清朝的盛極而衰大概可以說以白蓮教起義為開端。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走上了盛極而衰的過程。西方的入侵是延緩還是加速了它的衰敗，不知道。總得來說，清王朝是因為衰老失血老邁而亡。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整個財政已經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后上臺的執政者都沒有錢，都靠出賣主權來換錢。袁世凱、北洋政府就是這樣的，一直到蔣介石。

工業革命我們可以講是洋務運動啟動的，但當時國家不可能承擔起實現工業化的任務。王朝衰敗以后，最大的任務是重建國家的統一。這不是一般的國家統一，這個統一國家的任務是要實現工業化。不是像明朝那樣完成驅除韃虜、建立大明，通過軍事革命建設政權那么簡單的——這樣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現在這場革命，不僅要重建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還要滿足工業化建設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這一百年的中心任務是重建引領這個國家完成工業化的國家政權。

在半殖民地條件下，在這樣一種積貧積弱的條件下，無法完成工業化。印度也有過爭論。最后基本認定通過殖民政府完成工業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須獨立。國家政權的獨立、版圖的統一，是大規模工業化的先決條件。

新中國成立之前，沒有這個條件。直到1944年，中國基本上還是個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國家，現代因素占整個經濟的不超過10%，而且這10%還大量掌握在外資手里。從經濟角度來講，作為傳統農業國，中國是小農經濟，手工業為主體，沒有辦法完成工業化的任務。因而，從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間，中心任務是重建統一的國家。袁世凱沒有能力，失敗了。國民黨因為無力抗擊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國內政治也沒有統一，也失敗了。

在中國思想界，現代化和西方化開始是混雜在一起的。因為工業化是發展于西方的，所以最早是“西方化”這個詞，后來才引入了“現代化”。比如 1929年，胡適在一篇論文里面提到這兩個詞還是在同等意義上使用。1934年，上海《申報》發起了關于現代化和西方化的討論，在當時大部分人還以為西方化就是現代化的時候，提出廢棄西方化，采用現代化。對于這件事情，馮友蘭在他的《貞元六書》里面有記載。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有一章專門區分現代化和西方化。現代化是指標，與工業化、城市化有關，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醫療水平提高、人均壽命提高等表現；而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沒有、而為西方獨有的，例如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藝復興、個人主義、社會大于國家等等觀念。但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個人主義等，是不是西方獨有的？還是隨著工業化與市場化而必然到來的？它是工業化與市場化的副產品，還是西方獨有的？我傾向于認為它是工業化的副產品。從這三十年的發展可以看的很清楚。比如很多社會組織，也沒有共產黨的批準，它就起來了。

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這要到1935年，蔣介石提出了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才確定下來；抗戰中才逐漸明確在工業化中應該以重工業為主。也就是說，在1935年后國民黨才逐漸明確，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而且與技術和教育有關，可以通過西方化逐步地實現現代化。共產黨第一次提出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里。建國后這一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

從這條線索來看，近代思想中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牢牢把握工業化的主線索。國民黨內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太晚，也總搖擺；或者說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太早，國民黨沒有做好準備。1930年代初，蔣介石在解決了各派軍閥后開始“圍剿”，1935-1936，全國范圍內還比較安定，又是豐收年。恰恰在這個時候，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漲。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這時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由之前的批評國民黨轉變為向國民黨靠攏。當時，成立了資源委員會，蔣廷黻、翁文灝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這個委員會其實就相當于國防委員會，全國的資源都被吸納在里面，當時準備做各種資源、礦產的勘探，也吸納了大量留學、懂技術的知識分子進來，為抗戰效勞。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不能和日本打。國民黨推動工業化的意志并不堅定。

因而，近代以來，我們雖然提出過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工業救國，但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糾纏在政體里，更長期地糾纏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中，一代最聰明的頭腦糾纏在軟塌塌的概念中。理論是混亂的，但情緒是清晰的。一個驕傲的民族把自己的歷史文化看得一錢不值。這個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沒有自尊心的話，自信心在哪？一個一無是處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學習？反過來講，若背負了傳統太多的包袱，又該如何向西方學習？這兩種情緒都沒錯，但辯論的方式是糾纏于“文化”概念——據說當時有一百多個類似概念。這些概念是能討論清楚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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