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種資料來看，丘吉爾在二戰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簡單歸結為“鼓舞士氣”那么簡單，更準確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最后的勝利，哪怕眼前的戰局令人絕望。

但無論如何，英國人真的被這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深深打動了，即使天空中布滿了德國空軍的黑十字。當丘吉爾視察一個有數十人喪生的防空洞廢墟時，幸存者和死者家屬幾乎將他淹沒，他們迅速將悲傷拋之腦后，大聲向丘吉爾喊道：“我們知道你會來的，我們能經受得住德國佬的轟炸。狠狠地回擊他們。”

丘吉爾的信心顯然比德國空軍的所有炸彈加起來還要充足。他發明了無數令人難忘的勝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們會取得勝利，就像相信太陽明天會升起一樣”；“按照現在的轟炸速度，德國人大約要花10年時間才能毀掉倫敦，不過在10年結束之前會有很多事情發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納粹政權身上”。后來的歷史證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爾咒死了。

希特勒可能至死都無法明白，為什么法國人投降了，大半個歐洲都臣服于第三帝國，但英國人仍然孤軍奮戰，在看似絕無希望的戰局下，一次次拒絕了他寬宏大量的“談判呼吁”。

答案其實很簡單，他碰上的是丘吉爾，一個看似忽略一切現實條件的死硬樂觀派，一個“現實扭曲力場”比喬布斯還強大的男人。

可以將蔣百里先生的那一句抗日名言送給丘吉爾先生，“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

英國陸軍被趕出法國，不降；法國人投降，不降；德國潛艇每月擊沉幾十萬噸英國船只，不降；英軍狼狽撤出希臘，不降；隆美爾在非洲不可一世，不降。那么，當英國空軍打贏了“不列顛空戰”之后，自然就更不會降了。

很快，丘吉爾就驚喜地發現，英國終于不是孤軍奮戰了。

此時也就順勢進入第二點了，當德國入侵蘇聯之后，丘吉爾迅速拋棄了自己的反共立場，一手組建了“抗德統一戰線”。

1941年6月22日上午8點，當丘吉爾得知德軍入侵蘇聯之后，他的第一句話是，“告訴BBC，今晚我要發表廣播講話”。

“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我并不想收回我說過的話。但是，這一切，在正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情景對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爾在這次著名演講中一開始就表達了他“不念舊惡”的決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國的危險就是我國的危險，就是美國的危險；俄國人民為保衛家園而戰的事業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業”，“我們將盡力給俄國和俄國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們將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樣的方針，并且同我們一樣，忠誠不渝地推行到底”。

如果說此時的斯大林還在將信將疑的話，第二天，他就聽到了一則讓他打消疑慮的好消息：6月23日，為了盡可能減輕蘇聯前線的壓力，丘吉爾下令英國空軍對法國北部的德國軍事目標實施一系列密集轟炸。幾天后，丘吉爾又向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大禮：英國情報人員破譯的德軍東線戰場情報。

相比丘吉爾在公開演講中的感動世界，我更愿意相信丘吉爾私下里回應他與斯大林結盟的那句話，“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獄，我也會在下院為惡魔說幾句好話”。

盡管丘吉爾在內心中并未放棄他對蘇聯的仇恨（這可以在幾年后的“鐵幕演講”中看出），但他此時對斯大林的種種援助無疑是真誠有力的。在蘇聯抵抗德國最危急的時刻，丘吉爾的船隊冒著北極航道的種種危險向蘇聯的軍港運出了一船船救命的戰備物資。

當然，你可以說，丘吉爾也多次拒絕了斯大林要求英（美）立即在法國開辟第二戰場的要求，這或許對減輕蘇聯的壓力是立竿見影的，但對于丘吉爾和英國而言，他們當然有權利選擇那些對英國更有直接利益，代價更小的戰場對德作戰。畢竟，最重要的不是在哪里作戰，而是是否作戰。對此，我們難道還有理由去懷疑丘吉爾消滅納粹德國的決心嗎？

如果說蘇聯的參戰讓英國擺脫了孤軍奮戰的危局，那么，僅僅幾個月后，丘吉爾將迎來他盼望已久的戰爭盟友——美國。

這也就進入了第三點，丘吉爾在二戰中一以貫之的國策：盡一切力量爭取美國的援助，美國參戰后則甘心做羅斯福身邊的那個男人，直至結束戰爭。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丘吉爾在知道美國遇襲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飾他如愿以償的滿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回憶說，當時他就斷言“我們終于贏得了這場戰爭”，“希特勒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墨索里尼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至于日本人，他們將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過就是“把占壓倒性優勢的力量予以適當的運用罷了”。

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丘吉爾驚人的前瞻性和自信心。在德軍已幾乎占領莫斯科之際，在日本海軍幾乎干掉整個美國太平洋海軍之際，丘吉爾已經提前數年斷言了勝利，因為他知道，美國終于來了。

用歷史的后見之明去審視丘吉爾當時的信心來源，會發現這個自信偏執狂竟然是如此的理性，“英帝國、蘇聯、現在又加上美國，他們戮力同心，生死與共，具有兩倍或者三倍于他們敵人的力量……我們前面還有許多災難和無法估量的損失與艱苦，但是對于結局不再有什么疑慮了”。

某種程度上說，從丘吉爾決心孤軍對付德國那一刻開始，他已將美國作為自己潛在的盟友。他在敗軍之際所有的信心來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他對美國參戰的自信。事實上，在美國參戰之前，丘吉爾就已傾注了大量精力在對美外交上，一步步將半推半就的美國拖上了英帝國的戰車。丘吉爾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獲得了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給予的大規模軍事經濟援助，用羅斯福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

珍珠港事件爆發兩周之后，丘吉爾就匆匆來到了華盛頓會晤羅斯福。在那里，他獲得了羅斯福“先歐后亞”的承諾，美國的龐大資源將首先用于解決德國。

從那時起，孤膽英雄丘吉爾就變成了羅斯福身邊的配角。丘吉爾清楚地知道，為了戰爭的勝利，他必須收斂日不落帝國首相的高傲，向新貴盟友俯首稱臣。

我想，這也正是丘吉爾的偉大之處。

1955年4月，丘吉爾在主持最后一次內閣會議時，給他的同僚們留下最后一條建議，“不要和美國人分開”。

直到今天，英國的政治家們依然在遵循著這條政治箴言，丘吉爾泉下有知也當足慰平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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