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西方人是通過什么渠道了解西藏？
沈衛榮：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真正到過西藏的西方人沒多少，因此每個到過西藏的西方人都自以為很了不起。例如法國女旅行家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eel）非常有名，寫了很多有關西藏的書，在西方很流行，但很多人甚至懷疑她根本沒有到過西藏，懷疑她書中的照片是偽造的。
上世紀50年代末三部小說《第三只眼睛》、《來自拉薩的醫生》和《然巴的故事》的出版，在西方掀起過一陣“西藏熱”。作者自稱“星期二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說自己是西藏人的轉世，講他在西藏出生，后來打仗去了日本，又從日本到了英國。他講的故事曲折、離奇，充分滿足了西方讀者對一個神秘的西藏的好奇心。很多西方人，包括我在德國留學時的很多歐洲同學，就是讀了這三部小說開始對西藏著迷的。
長期以來，書中所展示的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然巴的巨大成功曾令當時歐洲最權威的“西藏通”，即《西藏七年》的作者、奧地利登山運動員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和曾任英國駐藏商務代表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大為不滿，他們想盡辦法要揭露這位西藏喇嘛的真面目，最后通過私人偵探才弄清這位然巴喇嘛實際上是一位來自愛爾蘭的水管工，真名叫Cyril Henry Hoskins，他寫這三部小說前連他的村子都沒離開過，更不會說藏語。可是，他以天才的想象力講述的西藏故事的影響力卻連哈勒的那部著名游記《西藏七年》也難望其項背，更不用說黎吉生那些解讀西藏古代碑銘的學術著作了。不過，不管小說的真偽，它在當時確實形成了不小的影響力，以至于今天依然有人覺得這些小說中描述的西藏才真的是西藏。
三聯生活周刊：“西藏神話”何時到達頂端？
沈衛榮：在西方真正把西藏炒得比較熱的不是藏學家喬瑪。從神智主義、靈智學派的創始人布拉法斯基（Helena P.Blavasky）夫人開始，西藏才慢慢被神話化了。這位俄羅斯女人最初的興趣和職業是靈媒，曾到埃及學靈媒法術，最后據說輾轉到了西藏，自稱在扎什倫布寺附近隨喇嘛學了7年密法，終于找到開啟神智的鑰匙。隨后，她在喇嘛指引下來到紐約，創立了神智學會，很快風行一時。布拉法斯基夫人的書至今充斥于美國的大小書店，她的名著《西藏密法》中夾雜了一些藏文，一看就不像是一位跟隨喇嘛教學了7年密法的人寫出來的，因為幾乎沒有一個藏文字是正確的。書中內容其實是東、西精神學和神靈學的大雜燴，與藏傳佛法實不搭界。可這位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的崇拜者卻遍布世界，神智學會發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和會員。其中會聚了許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日本的鈴木大拙、法國的大衛·妮爾、瑞士的心理學家榮格、英國最著名的佛學家孔茲等等，都曾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信徒。
《西藏生死書》（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的出版，將西藏的神話化推進到一個新高度。在西方，這本書可以說是人人皆知，堪稱西方最著名的東方精神經典之一。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絲”，美國人伊文思·溫慈。他曾在斯坦福大學學人類學，后追隨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跡往東方做尋找智慧之旅，最后也到了印度、西藏。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一個英國軍官的手里拿到一卷書，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傳佛教寧瑪派所傳的一本密法儀軌翻譯成英文，起名《西藏生死書》。它的出版把西藏的神秘形象又變得越發不可收拾了。總之，在靈智學興起前，西方的神話西藏形象只是有一些苗頭，因為西藏有特殊的地理環境，被稱為世界第三極，它又對外隔絕，所以容易引起外人的遐想。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西藏逐漸被香格里拉化了，被看成是世外桃源，只重精神，不重物質，雖然它沒有經歷過現代化，但卻成為西方后現代社會的一個精神超市，什么好東西都可以在里邊找到。這是神話化西藏的最根本的一次提升。
它的背景與西方新時代運動的興起有關，在這個運動中，“西藏神話”被廣泛推行。“新時代運動”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實際上它是各種不同的精神運動、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一個大雜燴。在表面的雜亂無章下，貫穿的主題是對個人的頌揚和現代性的圣化，即對個人自我與生俱來的神圣性的根本信仰和諸如自由、平等、真實、自我負責、自我依賴、自我決定等西方現代性幾個最基本價值觀念的肯定。與上世紀60年代文化反動運動對物質享樂主義的否定形成強烈對比。“新時代人”轉而肯定物質享樂主義，尋求精神性和物質繁榮、宗教超越和資本主義商業成功之間的和諧結合，視物質的富裕為精神覺悟的一種成果。
這個運動對“西藏神話”的誕生有著非常大的意義。在這個背景下，新時代人不受任何一種固定的宗教傳統的束縛，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在精神超市里找到各種各樣他所喜愛的宗教因素，包括藏傳佛教，然后組成一種自己的信仰系統。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待西方這種“西藏熱”？
沈衛榮：我認為西方人對西藏的熱愛是西方“東方主義”的一個經典例證。他們觀念中的西藏與現實、物質的西藏沒什么關系，它是一個精神化了的虛擬空間，擁有西方文明中令人渴望卻已經遺失了的一切美好的東西。說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們用來確定自己認同的坐標。好萊塢的一些明星，也以信藏傳佛教為時髦事，這非常諷刺。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對物質最渴求的一群人，像理查·基爾就是典型，一輩子風花雪月，窮奢極欲，但他為了樹立自己的形象，故意把自己邊緣化，把他們跟美國的主流、好萊塢的主流區別開來，走向西藏，以此來樹立自己的形象。
三聯生活周刊：除了西方的西藏熱之外，現在最明顯的就是國內興起的“西藏熱”，它又是什么樣的一種背景呢？
沈衛榮：流行背后的實質是一樣的。美國最早是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港臺是在70年代末，到我們這里是90年代末開始。物質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對精神的追求就會越發強烈，更加需要精神寄托。經歷了現代化以后，自然會反思現代化，并對失落的過去產生懷戀等等。雖然過去并不見得一定很美好，但時間一過，時間越長以后，我們樂意記住的或都是好東西，容易把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投射到過去那里，包括我們今天對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的熱愛等都是一回事。宗教性人人都有，只是以前我們沒怎么注意，現在大家對這方面都有要求了，就開始把自己的情感、夢想投射到宗教或其他地方。“西藏熱”也可能受到西方的影響，但實際上我覺得現在中國人在很多方面比西方人走得更遠。
有時候我會批判西方人，說他們信佛都是偽的，以為自己每天在很舒服的客廳內打坐，想想慈悲、智慧一類的大道理，就自認為自己就是佛教徒了。而目前中國人信仰藏傳佛教卻很多不是這個樣子的，比如五明佛學院，人家就在（西藏色達縣）山溝溝里，信佛、修行……那也是因為中國人對宗教的追求在這時候比西方人更強烈，而且佛教本身對中國人來說更親近，這里面有很多這樣有意思的問題，值得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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