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昌六年唐宣宗即位，這位皇帝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派系斗爭進行得非常徹底：李德裕宰相職務被撤，初貶荊南、次貶潮州、再貶崖州；李黨整體被清出朝 廷，改革舉措全被廢除。之所以政令執行得如此痛快，官僚集團的整體支持正是主因。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李的舉動代表了士族最后的反擊和以經學拯救王朝的 努力。可惜由于派系斗爭，李的卓越政治才能付之東流，大唐失去了重興的最后機會。所以王夫之評價：唐實亡于宣宗。

若換一種思路，派系斗爭并不一定會帶來政治上的毀壞，相反，在合理的制度設計下，甚至會成為政治發展的動力所在。如果能夠以承認派系斗爭的合法化為前 提，把派系競爭納入體制范疇。這樣，派系競爭中的勝者不會全盤掌權，敗者也不會一無所有。法治規范下的派系博弈，是一個國家政治穩定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考 察，中國古代政治派系斗爭離政治文明相去甚遠。由于缺乏退出機制，派系博弈往往演變為不死不休的權力斗爭，從來不存在政治緩沖地帶。勝利的一方得到全部， 失敗的一方死磕到底。只要時間足夠長，每一派都有機會，每一派也都會成為失敗者。而派系斗爭不斷擴大化，足以導致國家內耗和政治崩潰。所以，解決派系斗爭 的死結，不在于哪一派勝出，甚至也不在于將兩派都消滅掉（事實上這兩種方式大唐都采用過），關鍵在于派系博弈的制度化建設。

如果說李德裕的改革有什么問題的話，那么最大的問題就是將改革變成了“改革派”，即不是解決派系斗爭這個死結，而是將這個結越打越死。李德裕本人雖然 寫過《朋黨論》，激烈抨擊派系斗爭，但當他成為宰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牛黨的人貶謫南方。而放眼天下無敵手的政治地位，又使他過分迷信手中的權力。收權雖 然成功，但原來翰林、樞密和中書門下鼎足分立的權力架構所形成的政治緩沖地帶也不復存在。而無限權力即意味著無限責任和政治高風險。在所有人皆翹首企盼改 革失敗的時候，只要出一點問題就會全盤皆輸。

從歷史長河來看，唐武宗和李德裕改革，應是歷史賦予大唐，也賦予士族的最后機會。但遺憾的是，他們的改革是想回到一個舊世界，而不是創造一個新世界。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被派系斗爭扼殺后，士族再未能翻過身來。隨著王朝沒落和社會矛盾激化，士族成為眾矢之的。黃巢“義軍”聚士族而殺之；朱溫將名家望族 投入黃河，并笑稱讓這些“清流”永遠成為“濁流”。連年戰亂和不斷的滅族屠殺，使得北方士族徹底衰亡，退出了歷史舞臺。到了100多年后，宋代的30多家 “名門”，竟無一個可以追溯到唐和五代以前，且均以豪強為名，不以經學為實。士族的消滅，讓千年經世濟用的學問傳統成為絕響。中國也從此告別貴族社會，進 入專制皇權與科舉官僚共同統治的時代。
文/唐昊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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