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啃老”趨勢的發展，影響的可不僅僅是代際關系和婚姻關系，更為要命的是，它還深遠地影響了年輕人的創造力發揮，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創造力。

必須承認，“制度性啃老”是筆者造的詞。如果對一種現象的描述，需要一個新詞，說明此類現象頗有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意思。中國社會當下存在的“啃老”現象，就是社會過渡時期的非典型特征。

“啃老”古已有之，傳統社會，家業家產本來就是代際傳遞的，年輕一代結婚生子，終老于祖業，被視為傳宗接代的榮耀，沒人以為“恥”。尤其在宗族社會發 達的時期，家，指的不是核心小家庭，而是根系龐大的家族。這時的啃老，不是制度設計，而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傳統和倫理關系，植根于農業文明的社會基礎。

當“啃老”成為制度設計

“啃老”成為一種制度設計，卻是新現象。這個時候，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倫理關系，正在經歷著瓦解和變化，于是，新的倫理困境和文化糾結產生了。

考察當下的制度設計，如果有一對適齡夫妻，收入中等，育有一個學齡兒童，這時，按照他們的正常收入積累，恐怕是買不起一套一線城市中心區學位房的。但是，制度捆綁了房產和兒童就學權利的關系，而現實中實施起來，卻發現多數人都把這個難啃的“硬骨頭”給啃了，房產并沒有難倒多數夫妻，這又是為什么？啃老，多數人依靠父母的資助順利買了房。

可以說，房產和教育權利的綁定，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絕大多數人都能依靠“啃老”解決這個問題。義務教育權利與房產直接掛鉤是一種固化“啃老”的制度設計，而飽受詬病的中國博士生待遇也隱含著同一邏輯。國外的博士生被視為完全個體，獎學金相當于一份正常工作的薪水，不僅能養活自己，還能支撐起結婚生子所需，而中國的博士生，還在被當成未成年人看待，需要填寫父母經濟狀況，被預設為讀博士一定可以“啃老”，靠家庭資助為主，學校發放的生活補助只是杯水車 薪。

換言之，制度預設了“啃老”的倫理正當性，并將原來還僅僅是一種文化的“啃老”現象，以制度的方式給持續強化了下來。

這看起來與提出“個體化”概念的貝克夫婦所警惕的方向截然相反。貝克夫婦認為，歐洲社會陷入了過于依賴福利國家提供的保障和財富才能維持“本體論意義上的安全感”的“制度化個人主義”悖論式發展。

當然，貝克并不否認“個體化”的內在價值，他以頗具哲性思考的文字，洋洋灑灑總結了“在失控的世界中為自己而活”的15條重要性，其中有一條是這樣概括的：“在后現代情境下，為自己而活意味著一個人能享受極高的自尊。”

自尊，這是“為自己而活”的核心價值。然而，啃老似乎全然不“自尊”。“啃老”這個詞的出現，與“剩女”等詞匯邏輯雷同，都帶有貶抑鄙夷之意，要么“等靠要”，要么“沒人要”，在言說者的價值坐標中，大概只能當“三等公民”。

這就是悖論的所在，“啃老”被制度鼓勵甚至鞏固下來，而文化觀念卻已發生變化。

代際關系與“孝文化”

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驅動下，社會的開放性和亞政治化帶來了國族政治的去政治化，一個去傳統的個體化進程在勢不可當地鋪陳開來。人們繼而發現，“為自己而活”是一場關系革命，需要全新的人生邏輯，從父輩那里繼承下來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習慣已經失去經驗效用，表現在個體與社會、個體與組織、個體與家庭以及 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都面臨著新的調適和變革，沒有一套既定模式可以沿襲。

在上述一系列關系中，代際關系是與“啃老”現象直接相關的一組關系，也是文化意味最強的一種倫理關系。孝文化在中國傳統中源遠流長，今天復興傳統文化的聲音中，就不乏對孝文化的極力推崇。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發表文章稱：“孝就是使帶給父母的滿足效用最大化。譬如，讓父母丟面子，就是‘不孝’—這 涉及子女的行為對于父母心理和精神的影響。最大、最高的孝就是在符合法律和倫理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為給父母帶來最大的精神滿足，譬如人生成功、光耀祖先。”網友評論說：“我沒考公務員，讓父母沒面子，我不孝”，“我離婚了，讓父母沒面子，我不孝”……從網絡輿論來看，專制式的孝文化，早已沒有了市場， 得到的是一片譏笑之聲。

人類學家閻云翔在其著作《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當中，比較了中美兩國年輕人的啃老現象，對中國年輕人的觀念做出了傾向性的批評，認為中國的年輕人沒有美國的年輕人那么獨立，雖然美國的年輕人也接受父母的資助，但主流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并不鼓勵年輕人從父母口袋里拿錢，此外，在情感上，閻云翔同情中國鄉村 里的父母們，他這樣描述道：“很多老村民告訴我，他們并沒有被年輕人的說辭所愚弄，很清楚年輕人的真正動機是什么。但是，他們還是向年輕一輩做出了讓步， 因為他們都有一顆‘父母心’。‘父母心’意味著父母對孩子無盡的愛與仁慈，這是父母愿意為孩子操勞的最強烈動機。不管孩子如何讓他們失望，甚至辜負了他們的愛與關懷，父母仍然十分關心子女的幸福。”

這段道德意味極強的描述，只是看到了代際矛盾的一個淺層次的表象，卻沒有進一步論述中美代際文化差異背后的制度構成。其實，論主流意識形態，中國比美 國更強調“孝道”，中國甚至立法強調“孝道”，把“常回家看看”這種個體生活安排上升到法律高度進行強制，杭州等地甚至立法禁止“啃老”。可以說，帶有強 制性的孝文化是中國所特有的，也因此，“啃老”的中國年輕人在道德上的壓力，并不比美國年輕人小，甚至還要更大。這是因為，美國的福利制度保障，使得年輕 人即便階段性地“啃老”，也被視為一種相對平等的互助，而不是施恩意味十分強烈的父母之犧牲。美國的父母們也較少像中國的父母這樣既要出手幫助，又牢騷滿 腹地抱怨年輕人不知道感恩。

“80后”子女與“50后”父母

相比之下，為什么中國的“80后”和他們的“50后”父母的代際矛盾如此突出？豆瓣甚至有一個專門控訴父母的小組，叫“父母皆禍害”，聚集了8萬多自 稱“小白菜”的年輕人。他們在小組自訴遭受到的來自父母的各種心理傷害，并探索化解之道。這看起來不像是一般性的代際鴻溝，并不僅僅是時間的線性差異，而 是有著深刻的、特定的時代背景。“80后”的父輩，主要是“50后”，也就是學者閻云翔這一代人。“50后”的人，成長于“文革”當中，并由于“文革” “中斷學習-恢復高考”而被急遽分化成為精英和失意者。恢復高考后考上大學的一批人，此后紛紛成為各個領域的精英，而沒有參加高考或考不上的那一撥人，遭逢了時代的裂痕及創傷。后者這一撥人，成為了對時代遽變恐懼而又怨憤的一代人，體現在他們為人父母的心態上，也就不那么平和與從容，他們的焦慮情緒與專制 作風，與成長于改革開放的“80后”子女產生了激烈沖突。

而農村父母更甚，他們還生活在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中，他們是國家的養老保障體系難以覆蓋到的一個孤立無助的群體，當他們看到養兒防老的構想在時代裂變 中日漸破滅，而且，養兒甚至還成為“蝕本生意”，還要支付數額不小的彩禮為兒子操辦婚事。這時候，難以要求他們像養老無憂的美國父母們那樣豁達平和，無怨無悔。

如果看不到制度設計的內在影響以及時代激變事件留下的烙印，脫離制度背景、時代情境地去作道德評判和情感投射，則難以對代際關系的倫理困境得出公允的社會學人類學觀察和道德評價。

“啃老”與新一代婚戀觀

“制度性啃老”的普遍存在，不僅影響“父母-子女”這樣的血緣關系，還影響著一代年輕人的婚戀選擇和情愛觀念。

“制度性啃老”意味著個體生活的最低成本被抬高了，其中，房子成為其中最大的支出項。在傳統的鄉村社會，年輕人結婚并不需要另置產業，在祖祖輩輩傳下 來的房子中即可拜堂結親。那時候一門婚事的締結，成本主要是聘禮和嫁妝，而這是依據各家條件自由約定，并沒有政府的權力資源進行強力捆綁。

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從鄉村到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變化了，政府變得強有力，也能夠更加系統地提供公共服務，這時，遷徙的城市新移民，就需要為這些服 務和資源埋單了。因此，政府希望能夠有更多新居民購房，投資當地的經濟建設，這是沒有錯的。關鍵的問題在于，確保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公民權利得以實 現，是政府最基本的政治倫理，這個倫理設計，必須把年輕人不需要“啃老”作為基本條件來衡量。如果以此為基點，就很容易核算出，一對年輕夫婦買不起房，而 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必須享受義務教育，是常態的城市新移民狀況，將教育資格、獨立成戶（有些城市規定結婚必須把戶口從集體戶遷出，而獨立成戶則需要有房 產）與房產捆綁是一項多么不正義的制度設計。

從結婚到子女入學，系列的制度設計都在把年輕人往“啃老”的路子上趕，一些研究者則試圖從道德上為年輕人的“啃老”開脫，為父母資助子女購房賦予積極價值。如鐘曉慧、何式凝發表于《開放時代》的文章認為，父母在購房行動中是“積極父母”角色，“父母為獨生子女購房，是建立協商式親密關系的實踐過程”。 文章認為：“積極父母在三個方面對子女有孝道期待。第一個是參與期待。即希望子女愿意向父母坦陳小家庭事務，在共同協商中接納父母意見。第二個是回饋期 待。哪怕是經濟條件不錯的父母，也期待子女有金錢物質方面的回饋，并將此理解為兩代人感情親密的象征。第三個是空間期待。對父母們來說，最理想的居住模式 是在‘一碗湯的距離’內與子女比鄰而居。”

文章進一步認為“西方文獻中的親密關系概念，講的是夫妻之間的、橫向的、去物質化的關系，因此強調相互傾訴、語言表達、情感體驗。而中國家庭的親密關系，在實踐形態上包含了三代人之間的縱向關系，以及不脫離物質利益的共同決策與情感寄托”。

上述分析事實上已經承認了父母的經濟資助是期待回饋的，這個回饋包括對子女人生大事的共同決策權，以及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和精神照顧。也就是說，直到 “五四”新文化運動95年后的今天，國人不僅在觀念上沒有走出大家族，而且，在制度設計上，比過去時代還更加強化了年輕人與父母的關系，從經濟權力上確立 了家長制的權威，使得“啃老”不僅僅是個人生活選擇，還是一道非常強有力的制度屏障，以經濟統治了年輕人的人生。

正是因為經濟上的依附型，新一代年輕人看似走出包辦婚姻的牢籠，實則進入了新的桎梏：在強大的經濟壓力之下，他們往往不敢聽從心靈的聲音，而是服從于房子的召喚。于是，婚嫁中，男方或男女雙方必須有房子成為新的“婚姻不自由”。

當西方社會在討論更好的伴侶關系是注重精神的私密分享的伙伴式伴侶，而不是哪一方經濟占據統治地位的統治式伴侶關系，當貝克夫婦在《個體化》一書中談 論一種新型的家庭關系—后家庭時代的到來時，中國式婚姻卻在“房子-戶籍”的一系列“制度性啃老”設計里與父輩糾纏不休，唯獨沒能享受到貝克提出的“為自 己而活”的人生快意。

在這種條件下，年輕人常常抱怨他們并不能充分享受愛情，愛情總要讓位于房子和經濟利益的計算。他們甚至在30歲就顯得暮氣沉沉，為了一套房子發誓不再去愛，認命了，與合作買房的那個人好好過日子吧。

于是，新一代的婚姻，實際上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合作買房城鎮化運動。

出 路

為“制度性啃老”披上溫情脈脈的面紗，把代際沖突中本質的結構性因素忽略不計，而著力于譴責某一方或哪一方都不譴責，做和事佬，這些視角都有些因小失 大，對制度對人的倫理觀念所產生的致命影響避而不談或輕描淡寫，都不能準確回應貝克關于歐洲個體化進程的洞見和憂慮，不能有效地提煉出中國式的個體化問 題。

“制度性啃老”趨勢的發展，影響的可不僅僅是代際關系和婚姻關系，更為要命的是，它還深遠地影響了年輕人的創造力發揮，也就是一個民族的創造力。

媒體就有這樣一則新聞，報道敘述：“以中科院沈陽自動化所研究員齊俊桐為代表的一群80后研究者，將我國旋翼飛行機器人多個關鍵技術推進到世界先進水 平。其實齊俊桐是個啃老族，經常需要父母支援。啃老歸啃老，他拒絕了多家企業開出5倍的高薪。齊俊桐說，那不是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是希望飛行機器人技術能 不斷往前走。”

這樣短短一則新聞概要，就展示了社會的主流輿論認為，啃老是可恥的，但是—他好歹是做出了成績……也就是說，我們善于把制度的不完美轉嫁為個體的道德不完美，進而忽略制度產生的結構性掠奪。

與貝克擔心吃得太胖的憂慮不同，在福利還遠未能滿足公民基本需求的社會，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制度是如何阻滯了個體化進程的？倫理困境又是如何在制度的夾縫中日益凸現的？系列的觀念變遷又是如何遭遇了反復甚至倒退？

為自己而活，獨自設計自己人生的邏輯—這些美好圖景的實現，意味著這是一個社會的自反過程，充滿著風險與危機、機遇與冒險、貪婪與滿足、對話與沖突、 協商與妥協。也即是說，推進個體化進程應當是道德的政治許給社會成員的一項承諾。個體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生活，首先就是擁有選擇權，這個選擇權包括啃老或不 啃老，包括如何處理代際關系和婚姻關系，而不是被強制套入一個家庭主義、家庭中心卻扼殺個人自主性的牢籠，那將是政治倫理對個人最大的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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