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民主的歐洲

如果需要美國來維護歐洲的安全，那么維持歐洲的自由和民主需要什么？

歐共體創始人在起草《羅馬條約》時，借鑒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傳統的特點。

他們從自由主義中借鑒了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和競爭。

他們從社會主義（偽裝成社會天主教和社團主義）中學到了管制和干預。

30年來，直到《單一歐洲法案》（注釋：1986年2月由歐共體理事會簽署。主要內容：在1992年年底前實現商品、資本、勞務、人員自由流動的統一大市場）簽署前，這兩種傳統一直處于無休止的、不被承認的緊張狀態。

如今，隨著理事會利用《單一歐洲法案》累積了更大的指導權和管制權——歐洲到了必須在兩種方式中做出抉擇的地步。

它是否會成為一個嚴格管控的、中央集權化的官僚主義聯邦政府，并在整個歐洲大陸實施統一的標準？

或者，它是否會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構成的松散的、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場的歐洲，建立在一個自由貿易區內部不同國家稅收和監管體系相互競爭的基礎之上？

至少德洛爾先生（注釋：時任歐共體委員會主席）似乎很清楚。

歐委會主席的雄心向來坦率得令人敬佩，甚至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墨跡未干之前，他就在為該委員會尋求更多的資金和權力，該委員會或將成為共同體的行政機構，換言之，一個歐洲政府。

除這一條約之外，還發出一個倡議來滿足委員會對共同體“單一制度結構”的要求。

因此，毫無疑問，歐委會主席追求的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歐洲聯邦國家。

他迫切地推動聯邦主義事業也沒有什么神秘可言。

盡管他可能希望推遲因東歐國家加入帶來的歐共體的“擴大”，但他也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

蘇聯將暴政強加給半個歐洲是一回事；布魯塞爾壓制半個歐洲將是一場道德災難，它會剝奪歐共體在歐洲的合法性。

委員會知道，未來數十年內，它將不得不接納新成員。

但它希望提前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化的——而且是不可逆的——超大國，這樣新成員國將不得不按照聯邦制的條款申請加入。

與其說，這是建造一個共同的歐洲家園，倒不如說是一個共同的歐洲監獄。

而且這是不可能的。

想象一個由30個國家組成的歐洲共同體，其中，從德國到烏克蘭的經濟生產率各不相同，從英國到波蘭的政治穩定程度各不一致（卻要求它們）：

全部由布魯塞爾管理；

強制執行相同的工作條件；

所有國家執行與德國工會相同的工人權利；

利率、貨幣、財政和經濟政策完全一致；

共同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全部達成一致；

接受同一個行政機關和同一個遙遠的外國議會（由其負責“80%的經濟和社會立法”）的權威。

主席先生，這樣的一個機構比巴別塔更像是烏托邦。

巴別塔的建造者至少在開始時還說著同一種語言。

主席先生，歐委會提議背后的思想，實質上反映的是“昨日的未來”。

那是“二戰”后，歐洲最優秀的頭腦在廢墟中看到的未來。

但他們犯了一個重大的知識錯誤。

他們認為，未來的政府模式是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官僚機構，它向上匯總信息，由高層做出決策，然后向下發號施令。

這種1945年的智慧，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原始的謬誤。

對小型企業來說，等級官僚制可能是應對外部激烈競爭的適當的組織方法，但它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是導致停滯和低效的因素。

比起市場所發現的，以及照此行事的信息，它（注釋：官僚制）只能搜集和運用很有限的信息，因此它搞錯了。

上層不能確定它的命令是否能夠被底層執行。

而且，作為一個整體，該組織沒有任何反饋機制來表明它執行得是好是壞。

然而，在一個政府中，它們造成了我們在共產主義下看到的經濟混亂和異化。

這種遙遠的、中央集權的、官僚主義的組織模式，正是歐洲委員會及其聯邦主義支持者試圖強加給歐共體的模式。雖然他們也承認，共同體可能很快就會接納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程度不一、說著15種以上語言的國家。

“這很棒，但這不是政治。”

歐洲越大，它需要的合作形式就必須更加多樣化。這種模式不應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而應該是一個市場模式：不僅僅是由個人和公司組成的市場，而且還是一個由政府參與者構成的市場。

因此，各國政府將通過降低稅收和減少管制，爭相招徠外國投資、高級管理人員和高收入者。

這種市場將對政府施加財政約束，因為它們不想趕走專業技能和商業。

它還有助于確定哪些財政和監管政策能夠帶來最好的總體經濟效果。

難怪社會主義者不喜歡它。

當然，要使這種市場發揮作用，各國政府必須保留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中大部分現有的權力。

由于這些政府和它們的選民更密切、并對其負責，因此，我們應該在民族國家層面保持權力，這是極為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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