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界各國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規則缺失導致國際關系的失序化。20世紀以來，無論是現實主義的權力秩序觀還是自由主義的規則秩序觀都將人類化解戰爭與沖突，構建和平與合作的大方向鎖定在以軍事、政治、經濟與外交為核心目標的傳統安全問題上。但是，冷戰結束以來，以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能源安全、生態環境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為標志的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對人類生存與可持續發展所構成的安全威脅日益凸顯。非傳統安全方面的挑戰是全球性與跨國性的，并非少數幾個大國所能夠解決，需要世界各國共同面對。與此同時，與傳統安全相互疊加，并主要由傳統安全所引發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日益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在應對以傳統安全威脅為代表的所謂“高級秩序”方面存在著失序化的同時，在應對以非傳統安全威脅為代表的所謂“低級秩序”方面也面臨困境，導致“高級秩序”與“低級秩序”疊加，人類在全球治理方面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如果說人類在“高級秩序”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如何健全與修訂不公正、不合理的現存規則問題，人類在“低級秩序”方面所面臨的則是如何建立一整套為各方所能接受的規則問題。因為就全球治理的本質而言，就是秩序問題。冷戰結束以來，人類在非傳統安全方面面臨的共同安全威脅不斷上升，全球治理問題日益凸顯。但是，國際社會存在的現實問題是，國際治理能力不足與國際治理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建設。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國際制度與全球政府項目主任斯圖爾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對全球治理有著深入研究，他在分析現有全球治理機制的缺失以及全球失序的原因時指出，盡管出現了二十國集團組織，但現行的全球治理中明顯地分化為金磚國家與七國集團兩大陣營。帕特里克認為，盡管新興經濟體在不斷壯大，但它們并沒有提出清晰的、可以替換當今西方秩序的主張。由于各大國之間矛盾突出，全球政府日益走向碎片化。人類在海洋、外層空間與網絡等三大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競爭加劇了全球失控。就當今的全球治理現實而言，大國或由于沒有迫切的意愿，或由于暫時無法達成一致的治理共識，導致全球治理方面的規則明顯不足。正是因為國際社會在全球治理方面缺失較多，才使得國際關系的失序化在全球治理層面表現明顯。
第五，當今世界主流經濟理論主要受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影響過度強調市場的作用，導致國際關系在經濟領域嚴重失序。二戰后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創設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制度設計上強調資本在全球經濟運行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其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以及克林頓和布萊爾推行的更新版溫和的“第三條道路”，都以新自由主義為思想基礎，主張“大市場”和“小政府”，其實質是主張市場高于一切政府不插手經濟管理，由“看不見的手”自行發揮作用。盡管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運行模式為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由于這種經濟理論過于偏重資本在市場運行中的作用，忽視國家行為體對市場的有效監管作用，所以，這種經濟運行模式永遠無法化解資本主義內在經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兩極化加劇現象。20世紀末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資本在全球經濟運行中的影響力日益加大，而全球經濟治理的缺失更加劇了資本經濟在金融領域的高風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運行模式極度膨脹導致的惡果。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一書中就曾對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過度強調資本的市場化與政策的自由論所導致的危害性進行過深刻批判。作者認為，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是維護英美資本主義的工具，所謂自由主義經濟(自由資本主義)是騙人的，建立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新自由主義是真正“毫不留情的資本主義”。近幾年，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產生很大影響。皮凱蒂認為，當21世紀的今天依然重復著19世紀上演過的資本收益超過產出與收入增長率的劇情時，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產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續的社會不平等，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以民主社會為基礎的精英價值觀。當今，最富的0．1%人群大約擁有全球財富總額的20%，最富的1%約擁有其50%，而最富的10%則擁有財富總額的80%～90%。《21世紀資本論》以確鑿的數據與理性的思辨再次告誡世人，受新自由主義所支配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無法從本質上化解，國際秩序在經濟方面的失序化是資本市場化的必然體現。臺灣大學政治學教授朱云漢在評價當今世界的四重歷史趨勢的大反轉時就曾認為，第三重趨勢反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為國際經濟秩序自由化的危機浮現。
三、國際關系失序化背景下中國的戰略思考
嚴格意義上講，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更像一個西方主觀價值判斷，“失序”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西方話語，帶有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語境。中國政府對國際秩序變化的表述相對謹慎，認為國際秩序處在“轉型”“調整”或“過渡期”。例如，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認為“世界進入新舊國際秩序過渡期”。不過，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傅瑩于2016年7月6日在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表題為《失序與秩序再構建》的演講中卻正面提到了國際關系的失序。無論是學術界所提到的國際關系的失序還是中國官方所傾向的國際秩序的深度調整，當今國際秩序的變化或者說失序是一種趨勢，按照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袁鵬研究員的說法，當今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正經歷著第四次重大歷史性變遷，當今國際關系最突出特點就是無序、失序。應該認識到，由于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整體衰退，以及其他一些導致國際關系失序化的因素無法在短期解決，國際秩序的失序或調整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不斷融入現存國際秩序之際，必然要提出變革國際秩序的設想。但是，未來國際秩序的變革之路又異常艱難。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就如何重構國際秩序必然存在著激烈的爭議。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就強調，要充分估6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鑒于國際秩序失序化的長期性，中國應高度重視對國際秩序的理論與現實發展趨勢的研究。秩序問題是國際政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國際秩序是世界主要大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大國國家利益的體現;國際秩序是世界大國關切的主題，是大國的核心國際戰略議題，只有大國才有實力與意志力在構建國際秩序方面做出實質性的努力。所以，世界史上的大國都高度重視自身在構建國際秩序議題上的重要作用，將秩序議題納入戰略層面進行考慮。美國奧巴馬政府上臺后先后于2010年與2015年出臺的兩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將國際秩序與安全、經濟繁榮與價值觀并列為美國高度關注的四大國家利益，這足見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對國際秩序問題的重視程度。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崛起大國，理應對國際秩序的失序投入足夠的重視。
也應認識到，既然國際關系的失序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那么這種失序化對于中國可能就意味著一種戰略挑戰。一方面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有可能導致中國的戰略盲動，提出變革現存國際秩序的激進性要求。新世紀以來，學界不斷熱議的權力轉移論及其美國霸權衰落論導致中國國內出現了一種激進民族主義傾向，認為中國有可能變革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但就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而言，中國并不具備變革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達70年之久的現存國際秩序的實力。從發展的眼光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是歷史的大趨勢，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大國會主動放棄對其國家利益命運攸關的現存國際秩序主導權。而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如果缺乏必要的戰略定力，面對國際關系的失序化，認為有可能修訂國際政治與安全秩序，則可能會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當今國際秩序的失序化趨勢對中國戰略機遇期的判斷與把握、中國國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這種現實將構成潛在的威脅與挑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關系總體處于失序化態勢，美國等西方大國是現存國際秩序的主導者。但是，從民主黨奧巴馬政府到當今的共和黨特朗普政府，美國總體處于戰略收縮態勢。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明顯流露出有限國際主義的意圖。從目前的一系列口號與舉措來看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挑戰支撐美國對外政策的兩個跨黨派原則:一是支持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二是承諾維護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以支撐全球安全體系。如果特朗普兌現其競選的承諾，或者僅兌現其部分承諾，這將意味著未來幾年作為現存國際秩序主要倡導者的美國，在塑造國際秩序方面動力不足。在美國缺乏擔當國際秩序盟主意愿，其他大國又無力塑造現有國際秩序的情況下，國際關系的失序化趨勢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例如，未來幾年的中東地區失序化，中東歐地區失序化，以及東亞地區秩序潛伏的安全危機都有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國際秩序是主要大國國家意志與國家利益的體現，是主要大國的關切點，穩定的國際秩序首先符合主要大國的利益。就中國而言，未來10～20年是世界經濟實力重構的重要階段，也是世界權勢重構的關鍵時期，同樣也是國際秩序重塑的重要階段，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在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進入一個重要階段之際，國際秩序的日益失序化，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發展中世界大國而言，將是更大的挑戰。
從辯證法的角度上講，國際關系的失序化對中國也是一種機遇。國際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規則。從語言哲學的角度講，規則又體現了一種話語權。所以，在國際政治舞臺，誰擁有規則的話語掌控權，誰就在事實上擁有了秩序的主導權。美國學者伊肯伯里曾經指出，今天的國際競爭實質上是話語權的競爭，而不是意識形態或者挑戰國際體系等級的根本性對立。就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而言，盡管中國不應該貿然挑戰美國等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政治與安全秩序，但應加強國際經濟貿易秩序構建中話語權的引領與掌控。例如，中國在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有益嘗試都是這樣一種努力。今天，在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不愿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中國應大力倡導全球自由貿易的必要性，并通過塑造國際經濟貿易中的規則，引領經濟全球化的潮流。
結 語
國際關系的失序趨勢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其深層原因恐怕還要從現存國際秩序的主導者——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身上尋找答案。自近代早期人類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世界逐漸確立了在世界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領域的全方位優勢，從此，人類歷史進入了“西方中心主義”構建的國際秩序時代。20世紀中期以后，美國超強國力使其成為引領“西方中心主義”的代言人，由美國等西方大國主導的二戰后自由國際秩序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集中體現。這種國際秩序的兩大核心特點是政治層面的西方民主普世化與經濟層面的市場經濟全球化。朱云漢就認為當今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建立的思想基礎有三個:西方中心主義、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1990年代初蘇東集團的解體、“歷史終結論”的大行其道助推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倡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普世化趨勢。從政治層面上講，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是基督教文化圈的體現，但經濟層面的成功促使西方世界將一個在政治層面本應一元性的價值判斷延伸到一個多元價值判斷的世界，從而用西方價值的一元性試圖替代世界價值判斷的多元性。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世界通過掌控話語權不斷強調西方自由主義的普世性，不斷構建西方政治秩序乃至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并借助強勢國力不惜以大棒與金元強力推廣，其結果只能是“文明的沖突”，將一個相對有序的國際秩序引向無序化。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羅賓·尼布利特(ＲobinNiblett)在反思自由國際秩序存在的問題時指出，自1945年以來人類所推動的開放、民主、個人人權向全球擴展的自由國際秩序，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天真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書中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是，當今世界，基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很難存在一個被世界各國普遍認同的、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秩序，存在的只是地區秩序乃至國際秩序。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深刻地影響著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逐漸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所以，人類正在經歷著“四百年未有之變局”，西方世界主導的當今國際關系的失序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文/ 楊衛東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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