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最早發現的仰韶文化及其研究，標志著現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同時也激發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開啟了對“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探討，包括邊境上的內亞游牧民族的起源。1970年代，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在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叫“滿天星斗”的概念，來表述中國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分布。這一表述挑戰了漢文明處于中心，蠻夷位于邊緣的傳統中國史學觀。[14]仰韶文化的研究導致中國的民族學考古學化，使青銅時代和當下中國的多民族形態被連接起來，這一發展無疑挑戰了哈特利(L.P. Hartley)的名言：“過去即異邦，行事皆不同”。[15]
蘇秉琦的概念幾乎就是青銅時代世界體系的理論[16]，這個理論允許不同民族和文化群體間相互作用的存在，直接啟發人類學家費孝通于1988年提出他當前占主導地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概念。[17]前文已提及，“中華民族”概念在1930年代末曾受到熱議，費孝通也是積極參與者。這個概念的復興必然是中國學人對統一民族形式的繼續渴望和探索，因為根據1982年通過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何將眾多的民族統合為一體是文革后中國用民族主義來建設鞏固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蘇秉琦在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滿天星斗”的概念來表述中國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分布
通過“中華民族”這個非憲法概念[18]，費孝通試圖結合從英國社會人類學學到的功能主義方法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來解決內亞征服者認同中國的問題。費孝通將中國和內亞之間的征戰和貿易看作相互影響和交換的模式，在無意識中形成中華民族，使之成為“自在”的民族實體。他提出，1840年中國被西方半殖民后，這些長期不和的民族開始“意識”到他們的中國人身份，于是“自覺”地認同了一個中華民族。我們可以看出，費孝通不是以征服或被征服的名義將內亞人納入到中華民族中來，而是通過揭示內亞人發揮其自身的能動性來實現的。成為中華民族有機部分的原內亞征服者被認為不再與漢人敵對，進而劃清與外部世界的界限。
內亞人對中國“自覺”的認同這個提法是中國人概念化想象中的典型范式變化，挑戰了中國傳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表述或魏特夫和馮家昇[19]所推行的征服王朝敘述中的對立范式。最近有些中國學者對美國新清史學家著述中有關承認滿州人在其建立的復合帝國中具有非漢主體意識，并有不同的內亞統治模式給予嚴厲批評，公開指責新清史是西方針對中國的陰謀。[20]雖然如此，這些批評者并不否認內亞對現代中國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只是不承認內亞人有自己的立場而已。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關于內亞邊疆的著作最近在中國學界大受歡迎，他提出了被長城分隔兩邊的內亞人和中原漢族人的共生關系，這一邊疆理論儼然變成了“主體間性”方法論的先驅。在中國，這種理論的中心價值就是促進民族間的親密感。[21]很顯然，中國學術界正在興起一個新的范式，我曾稱之為“帝國轉向”。[22]在這個轉向中，滿清帝國的游牧遺產，乃至蒙元，甚至匈奴，現在都成為建設和鞏固中華民族必不可少的資源，內亞人及其土地都成為了中國和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反觀之，所有這些其實又在說明，中國之成為中國，只能從內亞去理解。
如果內亞游牧民族的征服和其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是以往中國歷史學“不承認”或鞭撻的對象，那么今天，它已經被中國最富想象力的政治哲學家趙汀陽扭轉為積極有效的正能量。在他的新書《惠此中國: 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里,[23] 趙汀陽嘗試通過給內亞游牧民族一個中國及其文化創始先祖的顯要地位，即承認黃帝起源于游牧民族，來建立中國政治神學。在這個表述中，中國成為一個開放的、資源豐富的、沒有阻隔的，歡迎所有闖入異族的世界性國家。他從“逐鹿中原”這個概念中得出中原是獵鹿之地，幾千年來一直吸引野心勃勃的游牧征服者來獵取財富，但它又是一個吞噬獵人和入侵者的漩渦，讓其有來無歸，化為中國人。可以看出，趙汀陽的中國政治神話將內亞人通常被看作不道德、野蠻和貪婪的的征服行為轉化成了對“中國夢”的追逐。
今天，中國對內亞的渴求伸展到蒙古人締造的世界帝國。除了大量的中國歷史學家所著的出版物以外，我們發現日本歷史學家杉山正明和岡田英弘等關于蒙古帝國的著作譯本也在主要書店中占據顯要位置。[24]他們撰寫以蒙古和內亞游牧民族為中心的世界歷史的意圖是挑戰中國（和歐洲）的中心性，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書在中國卻大受歡迎。這一現象只能說明中國已將自己想象成內亞帝國，或者至少是將內亞作為歷史上和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什么蒙古的世界歷史被歡迎，并轉換成為為中國的世界歷史。[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