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秩序的新形態

“天下秩序”作為一種儒家學者建構國際秩序的理想型，其基本原則是中國提供公共領域的穩定秩序，中國的周邊國家透過儀式性服從，換取中國對第三國的制衡。例如朝鮮王朝臣服中國，換取中國協助朝鮮王朝穩定內政與國防安全的保護。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秩序”在中國歷史上的實踐經驗非常復雜，未必能簡單化約為費正清所說的“朝貢體系論”。事實上，過去中國周邊國家的朝貢行為只是中國對外交涉體制的一部分，如清帝國尚有互市制度的存在。換言之，中國周邊國家未必要臣服中國，也可以透過互市制度，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體系，與中國進行通商貿易。然而，隨著中國開關貿易與國際法的引入，清末士人眼界大開，逐漸正視中國內憂外患的事實，并經過近代國家形成運動的再造，使士人逐漸接受“與國”的存在，也重新建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新地位，展開文化上的“典范轉移”。 例如“天下”一詞就偷偷置換了其語意存在的脈絡，“天下”的意義也隨之轉換，使“天下”一詞不再是天子管轄的領地，而是客觀存在的全世界；“中國”也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當時國際觀念下世界諸國的一個國家，同樣需要遵行以國際法為主的條約體系。

東亞諸國同樣面臨“天下秩序”體制崩潰危機的還有朝鮮與日本。日本的“天下觀”一面延襲自江戶時代以來的“華夷變態”之說，一面接受西方帝國主義的空間定義，將“天下”轉化為“東洋”的認識，使許多日本儒家學者開始思考東亞的未來，遂展開東洋史的相關研究，并在“一個天下”概念的引導下，提出了“四海同胞主義”的民族生存問題， 進而提出了 “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口號，作為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自我合理化的理由。當時歐美國家面臨經濟大蕭條，不愿過度卷入亞洲事務，竟姑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為。在這樣姑息主義的國際氛圍下，中國軍民只能苦撐待變，浴血奮戰，直到日本偷襲美軍珍珠港，國際局勢發生變化，中國得以加入美國、英國、法國同盟陣營，進而以大國姿態參加開羅會議，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國際秩序的東亞局勢與權力分配。 可惜的是，二戰戰后的中國百廢待舉，民生凋敝，無法承擔一個大國的責任，自然也難以作為穩定東亞局勢的中堅力量，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受到美蘇冷戰的牽累，被迫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自然難以思考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定位問題。

由于19世紀晚期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強行割裂與中國有封貢關系的屬國與藩部，使傳統“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相繼瓦解，造成中華民國與周邊國家的劃界糾紛，而中華民國內憂外患、無力解決這些領土歸屬爭議問題，只能打迷糊仗，企圖以拖待變，間接變成新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關系的重大障礙之一。當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往來逐漸增多，必須重新思考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也必須處理過去遺留的領土爭議問題，使現今的中國學者再次對中國認同與世界秩序構建的關系產生興趣，甚至有某種基于民族自尊心的精神焦慮。面對領土邊界上的爭議，中國政府基于戰略考量的務實立場，往往采取忍讓態度，盡可能表現和善，并利用過去朝貢體系的“上國”、“事大字小”、“懷柔遠人”等思想資源，找到忍讓行為上的依據。除此之外，中國透過與周邊國家建立依存度更高的經貿關系，或給予進口貿易的讓利，或容許這些國家持續出超，或中國給予長期優惠貸款，為其開發各種基礎建設，甚至無償給予大量的外援，資助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更加鞏固，同樣也可以從過去朝貢體系的“厚往薄來”得到映證。

傳統“天下秩序”的正當性基礎在于中國扶持周邊國家的道德制高點，并在多邊關系的權利義務上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與共識。從21世紀以來中國外交部對周邊國家領土爭議的懷柔表現，可知新中國外交仍受到“天下秩序”與“朝貢體系”的影響，而這些周邊國家若想與中國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與經貿關系，便會巧妙的利用形式主義與儀式行為，間接表現對中國政府的尊重與特殊友誼。這可以說明為什么現在歐美學者要關注傳統“天下秩序”的東亞國際體系是否會重新復活之問題，而中國學者也反省“天下秩序”后，再提出了抽象的“天下體系”理論，并因應中國經濟成長狂飆的現實而提出“中國崛起”的論點，而有些影視作品也會有意無意的強調“天下”概念，也證明了“天下秩序觀”并未消失殆盡，而是以新形態重新活化，并加入了民族主義與國家概念的新元素。例如張藝謀導演的電影《英雄》就是從三位刺客的三種視角討論“天下”概念，并以刺客放棄行刺秦王嬴政，擁護統一六國、以期建立“天下秩序”的結局告終。

正因為中國欲重返世界大國的戰略構想與重建東亞新秩序的迫切心情，使中國這些學術觀點與影視作品都在討論傳統“天下秩序”的時代意義，并考慮“天下秩序”的思想資源能否為當代中國建立新形態的國際政經秩序理論。當今中國不但要承續傳統文化，將“天下秩序”的人文關懷，轉化為新中國文化政策的思想資源，也要避免周邊國家將中國誤認為帝國主義式的霸權國家，而任何將“天下秩序”誤讀為中國霸權秩序，都是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誤讀，也是對當代中國和平崛起的猜疑，自然有必要加以澄清。現今“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中國重建大國地位的重要政策，卻容易讓人誤以為中國的崛起將重建新的“朝貢體制”，可能威脅周邊國家的安全，引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緊張關系，也使歐美國家爆發新一波“黃禍論”的危機感，讓中國不得不面臨國際社會的集體敵意。為了避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箭靶效應，中國重建國際地位的首要任務應在確立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并注意民族國家的認同問題，關注民族主義的負面效應，防范其削弱中國文明價值的普世性，尤其應著重中國國內治理價值觀與國際社會主流價值觀之間的關系，盡可能與這些周邊國家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并向周邊國家提供一合理有效的穩定秩序，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經利益能形成“供給-需求”的交換關系，自然能重新洗牌、建構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世界新秩序。

文/尤淑君 本文原刊于《文化縱橫》2016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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