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天山”商路與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東西軸線
——兼對拉鐵摩爾的“區域研究法”的探討與應用
內容提要：作為觀察中國歷史變遷的一種整體性的空間視角，拉鐵摩爾提出的“區域研究法”是以戰略區與經濟區關系整合為切入點。在處理俄國與內亞的問題方面，必須使清朝動員舉國上下的力量，以經濟區支援戰略區，促使“長城—天山”之間沿線區域關系的新發展，形成“長城—天山”商路，不僅標志內地與天山南北的經濟聯系進一步加強，而且也反映了國家命運開始從運河方向的南北軸向轉為“天山—長城”東西軸向的擺動，這一商路的興衰變遷，成為觀察這一歷史過程的重要“晴雨表”。以往在“海國”為參照的民族主義話語下，“陸疆”危機深重，淡化了清朝原來處理長城南北關系(蒙、漢關系，中俄關系)這一語義，卻替換不了“天山—長城”東西軸線在中國國家空間建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必須兼顧海洋和內陸方向的雙重經驗。
關 鍵 詞：史觀新探 疆域理論 空間建構 戰略區 經濟區 “天山—長城”商路 東西軸線
1935年，在美國學習的經濟學者冀朝鼎試圖通過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Key Economic Areas)的轉移這一事實，論證導致中國歷史上王朝帝國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由此，他從空間性視角分析了中國的歷史特征：“(中國)不像現代國家那樣是用經濟紐帶聯結成的整體，而是通過控制基本經濟區的辦法，用軍事與官僚的統治組合而成的國家。這樣的統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當基本經濟區的優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戰，統治勢力就會失去其立足之地與供應來源。于是，分裂與混亂的現象就將發生。這一現象一直要延續到一個新的政權在一個基本經濟區中固定下來，并成功地利用這一基本經濟區作為重新統一的武器時為止”①。
近年來，歷史地理學者魯西奇教授借鑒和吸收了從空間道路觀察中國歷史整合的思想，同時，提出修正“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事實上，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發達的農耕經濟區不僅不“必然”成為據以控制全國的“基本經濟區”，恰恰相反，在很多時候卻“更可能”成為被侵掠、受控制的對象。“基本經濟區”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經濟資源”與“統治資源”之間的差別，將經濟較發達地區相對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直接等同于王朝國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軍事、財政資源；以此為基礎，將“經濟較發達”作為“基本經濟區”的充分與必要條件②。
半個多世紀前，美國學者拉鐵摩爾也曾經借助冀朝鼎的“基本經濟區”概念從空間維度對中國歷史提出過類似的討論，今天重溫這段討論，可以為當下“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路徑。
一、戰略區與經濟區統合：中國歷史的空間分析視角
拉鐵摩爾是最早關注冀朝鼎“基本經濟區”概念的學者之一，多次引用冀氏的討論，并將其概括為一種帝國整合的“空間面向”：“一個朝代統治中國，必須在北方建立政治及軍事首都，監視不能同化的邊疆，控制一個可以供給首都豐富農產品的地區。首都及主要經濟地區的地點，因歷史時代的不同而不同。”③二戰結束以后的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二百周年紀念大會”上，拉鐵摩爾重申了對“基本經濟區”概念的支持，“與重要經濟區相似，其他主要的經濟區也按照它們在糧食盈余方面提供貢賦的多少被規定下來，進而在地理范圍上圍繞著江河流域和運河系統聚集。除了盈余以外，每個地區均在食物供給以及糧食生產者的消費品供給上趨于自給自足。”他提出了“同質單元”締造下的王朝帝國體制嚴重依賴基本經濟區。“由這些同質單元締造的王朝帝國的一個政治特征是，在穩定時期，所有的單元都能在帝國的管理機構下有效運轉，但在動蕩時期，每一個單元自身卻暗含成為帝國類似，但在地理范圍上要比之小的政權的潛在因素，并且事實上有時會如此”④。不過，他也指出“基本經濟區”的適用定律和范圍指向的是歷史上的同質性王朝帝國，如疆域主要在長城以南的宋、明的漢人王朝。“漢族散布在中國，是由許多單位合并而成的。雖然各有差異，但大體是一致的。每一個單位有一個農業地區，被一個城池控制。這些區域的結合過程是，最初由許多獨立的王國，然后形成一個統一的帝國。”⑤
另一方面，拉鐵摩爾指出在兩個異質性較強的社會中，“重要經濟區”不能起到與同質性社會相等的作用。相反，“重要戰略區與重要經濟區并不相同這一絕對事實表明，從軍事角度來看，中國社會便于灌溉的那一部分地區更容易受到攻擊，從北方而來的征服王朝傾向于利用南方灌溉區。大運河并非由水利灌溉社會修筑，而是由北方民族——首先是隋朝，隨后是元朝或蒙古王朝修筑，以便向灌溉區征收貢賦。”⑥重要經濟區反而成為中國社會柔軟的“腹部”，最易受到攻擊。由此，他含蓄地指出了冀朝鼎這一概念背后實際有“中原中心觀”的影響。
拉鐵摩爾對中國歷史的變遷有一套基于空間分析的話語體系，中國歷史的“主要中心”即在黃土高原這片最容易耕作的土地上成長發達起來的漢文明，可以先把水患頻仍、沼澤叢生的華北大平原合并為它的一部分，接著又將較大規模的經濟經營、社會組織及政治統一的制度文化傳播到南方，最終將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作為“一個完整區域合并到更大的整體區域中”；但在另一個方向上，漢人對無法從事“雨養精耕”農業的長城邊疆卻難以實現類似的“合并”，而只能做到“從遠處使之臣服并加以控制”⑦。在前一個方向就是漢人為主的“雨養精耕”地區的同質性單元不斷擴大的過程；后一個方向就是兩個不同的社會的碰撞，這是與“雨養精耕”地區不同的區域——長城以北地區。在中國北方的草原邊緣，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況。在長城線以北的亞洲，地理的變化比氣候的變化還要迅速，這片廣袤的地區沒有足供灌溉的河流，只能實現粗耕，并更傾向于實現“混合農業”，即在相當程度上依賴牲畜。只有在北方，顯著的差異取代了一致化的趨向⑧。此外，“中國內地與蒙古草原的最大差異是：草原的原始農業文化沒有能夠發展到大農田粗耕制，或農耕與畜牧并行的混合經濟。游牧最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制度”⑨。兩種模式不同的生計方式，既有相互溝通有無的需要，同時，還存在一種共生的關系。
同屬“雨養精耕”地區之間的合并，“邊疆”的變化并不劇烈，“兩個同質政治共同體之間的邊疆；在發展過程中，當兩個同質性合并在一起的時候，不管是通過征服還是協約的辦法達成，主要是量的變化，其次才是質的變化。新的單元更大但仍然保持同質。”⑩另一種則與之相反，“而異質性較強的兩個社會共同體之間的合并則會發生一些變化：較弱的被并入到較強的社會當中并被降服；如果類型差異巨大，而實力差異不甚巨大，結果將會是一個新的共同體，不僅數量更多并占據一個更為龐大的地域，并且在性質上通過兩個共同體融合而創建的特征要異于任何一個共同體所具有的特質。”(11)其中大致表達了兩層涵義：草原社會與農業社會的合并引發的變動，“邊疆”的變動性遠遠高于單一同質性社會(如兩個草原社會之間或兩個農業社會之間)合并的共同體；合并形成的新共同體的特質不是原來的任何一方共同體的性質。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長城—天山”商路與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東西軸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