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與俄國的對峙成為歐亞腹地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國戰略區再一次從長城沿線轉向與俄國勢力相交的中亞和蒙古高原，自元代以后，清朝的勢力再次回到中亞—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處理正在擴張的俄國以及內亞問題是整個清朝北方戰略的核心。戰略區向北方和西方躍進數千公里，經濟區必須匹配跟進。糧食與物資一直是支持戰略區的根本保障，其供應的范圍也隨之向長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轉移。由于天山以北與華北情況相似，不是一個“雨養精耕”地區。天山北麓氣候寒涼，積溫不足，巴里坤一帶的種植以小麥、青稞、粟谷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過屯田，基本滿足了駐軍和居民的糧食需要。但是，由于綠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氣候的原因，除了糧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資均不能生產，導致天山北路經濟區功能并不完整。拉鐵摩爾強調，“在研究整個中國社會全部所及區域的發展和社會自身各階段的演進過程中，我們將會發現，在地理單元的大小與占有并利用它的社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之間總是存在一個平衡”(21)。這種不平衡的問題只能依靠內地補充“能量”，而這一能量的補充必須要開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擴大舊的通道。
從1760年開始，清政府每年從內地調撥“協餉”200萬至300萬兩白銀，充作新疆軍政費用。25個省級行政區，除了同處邊疆地區的黑龍江、吉林、盛京、烏里雅蘇臺(今屬蒙古國)、桂、黔、滇、藏、隴、青省等外，其他的省以及粵海關、閩海關、江漢關、江海關等海關，都要分擔新疆所需的財政支出。1760-1911年，清政府撥給新疆的協餉和專餉，總計高達近3億8000萬兩白銀。約占清朝中葉財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22)。相當于清朝乾隆中期8-1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另外，據學者估計，江南絲綢在新疆的交易量占到全部絲綢量的情況是，乾隆時占90％以上，嘉慶和道光前期占85％以上，道光后期到結束占90％以上。可以說，內地與新疆的絲綢貿易，主要是江南與新疆的絲綢貿易。在乾隆時期，每年的絲綢用于與哈薩克貿易的達到6000匹(23)。
清朝在新疆的巨額財政收入與開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清軍西征，總有內地商販隨軍，“饋糧千里，轉谷百萬，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后，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取供于商。無行赍居送之煩，國不耗而餉足，民不勞而軍贍。”(24)出現了“北套客”和“西路客”，“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蒙古人所開，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25)內地民商(北套客)正是看準了新疆市場上的巨大商機，因而不辭險遠，開辟出從歸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長途駝運路線，形成了多層次、多流向的市場流通體系。內地民商在這個市場體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民商的發達，部分彌補了經濟區的不足，便利了財貨和民生物資的流通。民商開發的奇臺經歸化(呼和浩特)以通京城的駝道(大西路)，逐漸成為連接新疆與內地的交通運輸干線，奇臺也逐漸取代鎮西，成為繁華一時的北疆商業中心。奇臺、呼和浩特、張家口、包頭等地涌現出了一批駝運店，專門承攬西北地區貨運。一些大的駝運店的駱駝多達千峰。奇臺有安德堂、天順魁(后遷包頭)、天德全等大小駝店近40家。這條商路兩端連接著兩個重要的區域性市場，一個是奇臺，一個是呼和浩特。
這種“能量”的補充來自全國各地：江南的絲綢、紗布、銀兩；陜、晉、閩等省的茶葉；江西的瓷器等。這些物資源源不斷或通過大運河，或通過陸路，最后通過“長城—天山”的商路抵達天山南北。天山北路作為戰略區，從全國調配物資進行補給，使得天山南北被統合到國家的程度大大提升，在道光初年，天山北路形成120余萬畝的新墾土地，人口一度也達到60余萬。天山南路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人口從乾隆初年的26萬，增長到110萬。
傅雷(Philippe Foret)通過對清朝在熱河省的治理提出了一種新的邊疆劃分方法，滿清皇朝對內外蒙古的政策，事實上造成了將邊境地區分成動態與靜態地區的一種情態，清版圖所呈現的空間單位即有動態與靜態之分。所謂動態地區，指的是原有景觀發生了變化，與北京和承德的聯系變得密切的地方；所謂靜態地區，指的是原景觀保持不變，可以被忽略的地區。伊犁和承德這兩個地區經歷了劇烈的族群變動及其相應的文化景觀的變化(26)。天山北麓的變遷具有“動態邊疆”的三個形態：第一，將大片的草原開辟為良田，人工綠洲面積大大擴張，形成了一個與天山南麓相似的綠洲地帶，這一綠洲帶由若干核心綠洲組成，相距不遠，呈現連片發展的趨勢。實現了草原生態為中心向農業生態為中心的景觀轉換。第二，城市體系的形成使得原來蒙古游牧地開始轉變為“城村絡繹”的定居點，實現了蒙古文化景觀向滿、漢文化景觀的轉換。第三，道路性質的轉變。“自歸化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27)交通運輸的時空效率大為提高，實現了從絲綢之路的貴重奢侈品的長途轉運貿易轉向區域間的民生貿易，“長城—天山”商路與歷史時期的絲綢之路雖然路有重合，但是性質卻發生了重大變化。
“動態邊疆”真實的涵義表達的是“邊疆中心化”，如果不是國家的戰略區，怎么會有這么滄海桑田般的變化？為了解決將天山南北統合到國家體制當中的問題，財政富裕的省區都充當了“經濟區”的角色，這就需要重新評價清朝對天山南北開發的貢獻。在處理俄國與內亞的問題方面，必須使清朝動員舉國上下的力量。“長城—天山”之間的區域關系的新發展，不僅標志內地和“邊疆”的關系愈加密切，內地與天山南北的經濟聯系也進一步加強，顯示國家命運開始從南北軸向轉為東西軸向的擺動，如天山北路的開發，伊犁九城、迪化、鞏寧等城市的興衰，這條商路就成為體現這種變動的重要“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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