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9日，美國網空司令部司令邁克爾 ·S·羅杰斯海軍上將（Adm Michael S. Rogers）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宣稱，美國需要部署網空進攻能力。他抱怨白宮沒有授權網空司令部部署進攻性手段，并對此表示擔憂：“最終，純粹的防御性、反應型戰略，既跟不上需要，也極度耗費資源。”他的結論是 ：“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提高進攻方面的能力，達到足以威懾的程度。”委員會許多成員呼應這位海軍上將的觀點。緬因州獨立參議員安格斯·金（Angus King）附和說 ：“我強烈認為發展網攻能力極其重要，”他甚至搬出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的經典電影《奇愛博士》（Doctor Strangelove）來證明這一點 ：“如果你造出了這臺世界末日機器，就必須讓世人知道它就在你手中，否則，有這機器又有何用。”
“微妙的恐懼平衡”——蘭德公司戰略家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為描述冷戰核對峙所撰文章的標題——應該被引用到網空領域嗎 ? “確保相互摧毀”看似一個簡單而直覺的概念，但是沃爾斯泰特1958 年的這篇文章，以此標題向那些把威懾看得輕而易舉或者直截了當的人發出了永恒的警告。他告誡說：“世人對威懾穩定的樂觀，幾乎彌漫全球，要想驅散這種盲目樂觀，也許第一步就是要認清，在我方的大量選擇和蘇聯人的多種對策之間，充斥著我們極難分析清楚的種種不確定性和相互作用。”在他的眼中，戰略威懾本身遠不是所謂的理想終極目的，而是迫不得已必須面對的冷酷現實。雖說威懾構成了“防御政策的基石”，但沃爾斯泰特誠懇提醒說：“這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他并總結指出 ：“我們對戰略威脅的強調已經過了頭，戰略威脅不可能取代許多它無法取代的東西。”
繼沃爾斯泰特的文章發表之后，美國的防務分析專家們研制出一系列愈加復雜的工具來測量微妙的恐懼平衡。這些演示超級大國之間的核交戰可能會如何展開的模型，轉而又為威懾穩定研究提供了基礎支撐。通過部署即使在遭受精心策劃的先發打擊之后仍有能力進行毀滅性報復的核力量，美國和蘇聯都受到威懾，而不敢貿然發動核戰爭。
這種冷戰時代以威懾求穩定的范式，能夠適用于網戰這個新領域嗎 ? 無論前景如何誘人，技術和操作的現實都使它極難實現。尤其是，因為信息的質量問題，類似冷戰時代用于評估超級大國之間威懾穩定的戰略交換模型，在網絡時代也難以開發出來。網空領域和其它領域不同，它與地理空間沒有緊密相連，所以建模極度困難，原來明確無誤的概念區分，例如“核軍事毀傷”（counterforce）目標和“核民事毀傷”（countervalue）目標之間的區分，在這樣的建模中變得混沌不清。這些障礙，既對美國構建可信的網空“確保反應”機制造成嚴重困難，也對那些企圖對美國利益進行網絡攻擊的潛在敵人帶來巨大挑戰。雖然缺少這樣的建模能力，無法有效模擬網絡攻擊的效果，美國如能施行合適的政策，保持合適的能力，也可以迫使理性的對手放棄攻擊美國的企圖，讓他們知道發動這樣的攻擊得不償失，反而會招致美國毀滅性的報復。因此，為針對網空威脅建立最大程度有效的威懾機制，美國應該為潛在對手制造最大程度的困難。
為達此目的，美國需要建構一套立足技術的全面網空戰略，此技術戰略必須注重滿足幾個目標，包括韌存性（盡可能減少敵人網攻得逞而可能造成的破壞）、拒止能力（盡可能降低敵人網攻得逞的幾率），和進攻能力。這種戰略，如果強大到足以抗衡最老練的國家級對手，那么它也會比威懾戰略更加有效地對付那些不會理性計算得失而不可理喻勸阻的非國家行為者。雖然理想情況下，這個框架將覆蓋美國政府實體和民間財產兩個方面，但其高昂的前期成本，可能會限制聯邦政府對執行美國軍事行動和保護必要民間基礎設施的關鍵性系統進行初始投資。然而，民營界應該受到鼓勵運用類似技術提高其資產的韌存性。在冷戰時期，戰略核武器的性質使“拒止性威懾”成了無法實現的夢想，相比之下，在網空，美國可以利用技術施行詐敵策略，使潛在對手看到的攻擊表面變幻莫測，從而削弱其攻擊信心，而達到懾阻目的。
運籌研究和網空領域
“運籌分析”是響應新興技術而興起的一門獨特學科，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新技術不斷涌現，給軍方帶來史無前例的擔憂，一如當前新興的網絡能力為軍方帶來的同樣擔憂。蘭德公司分析家 E.S. 奎德（E.S.Quade）指出 ：“這種運籌分析的主要推動力是新武器系統的問世，這些武器所立足的技術和以往軍事戰爭經驗無關，需要具備新技術知識才能操作。”運籌分析最初主要是針對戰術問題，比如，如何最好地利用或干擾像雷達這類新技術；到了戰后的年月，逐步演變為“系統分析”，研究專家藉此來評估更加長期的武器研發項目以及其所帶來的更高程度的不確定性。在1950 年代期間，武器系統分析專家們，尤其在蘭德公司，開始拓展視野，研究戰略和國防政策等影響深遠的問題。
核武器在冷戰早期的出現，為防務分析家們造成最困惑的新障礙。技術形勢急劇演進，各種新技術領域，諸如數字計算，不斷把新技術從實驗室的設計迅速轉變成武器硬件的關鍵組成部分。而且，對共產主義對手技術能力的最初的不屑一顧，也迅速證明是幼稚的。我們曾經充滿信心地預測，蘇聯需要最少十年或更長才能研發出自己的核武器，這種預測被蘇聯1949年的第一次核試驗一舉擊碎。在1953年，蘇聯成功試驗了一枚可運載發射的初級熱核武器，甚至領先美國好幾個月。蘇聯積極追求彈道導彈技術，幾年之后取得了驚人的回報，在1957年10月，蘇聯率先使用R-7洲際彈道導彈（ICBM）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斯普特尼克”。蘇聯宣傳機器夸耀說 ：他們的人造月亮證明，蘇聯政府兌現了布爾什維克“給生活帶來神話”的承諾，而在美國，公眾恐慌彌漫，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正失去技術優勢——并可能連帶輸掉這場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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