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國家的大戰略都必須至少回答以下三個問題：該國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哪些外部力量對其構成威脅？為保障本國安全，該國領導人應當做些什么？當前，對于中國是否擁有自己的大戰略仍無定論。一方面，在過去的大約三十年中，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顯現了非同尋常的連貫性，并與國內事務的重大關切保持著密切協調。另一方面，中國政府至今尚未發布任何全面闡述本國戰略目標和實施之道的官方文件。
近年來，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大幅增長，其增長幅度甚至遠遠超出了中國領導人的估計。在自身地位獲得提升的基礎上，中國的國際行為已經變得日益強勢。對于國際社會來說，理解中國的戰略思維，并試圖預測其戰略思維將如何根據本國利益和領導人愿景而改變，尤顯必要。
內憂外患
中國領導人在看待本國歷史時有一個獨特的視角，即對外部威脅引發國內動亂一直相當敏感。自古以來，中國的當權者經常在內部叛亂和外部侵略的雙重打擊下被趕下臺。明朝末年，農民起義軍攻陷都城北京，同時滿族人在明朝將領配合之下由北方入侵，導致明朝于1644年滅亡。大約三個世紀之后，滿清王朝也是在一系列內亂和西方及日本軍隊的外侵雙重打擊之下滅亡。中國國內革命在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鼓舞與支援下，于1949年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那時以來，對內部動亂的擔憂仍然在中國縈繞。1949-1976年間，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從未正式使用“國家利益”這一概念來勾勒自己的戰略目標。但很明顯，決定當時中國國際戰略的主要是政治和軍事安全利益，而這些利益通常又受到諸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原則的框限。那一時期的中國戰略思維承襲了列寧主義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政治陣營，即主要敵人、次要敵人、潛在盟友和革命力量。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將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的主要外部威脅，而內部威脅則相應地來自親蘇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親美的“階級敵人”。因此，堅持不懈地同顛覆中共領導或改變國家政治色彩的國內外陰謀進行斗爭，成為當時中國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毛的對外政策據稱代表“國際無產階級”而非中國自身利益，加之中國在經濟和社會交往方面基本與外部世界相隔絕，北京并沒有什么系統的大戰略可言。
到了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鄧小平時期，隨著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中共將經濟發展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新思維與毛澤東存在顯著不同。中國與蘇聯或美國之間的大戰不再被視為不可避免。中國努力與世界上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不論這些國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如何。在中國看來，這種非對抗的姿態可以吸引國外投資并促進貿易。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全球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國穩步融入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都有助于鞏固中共在國內的權力。
但是，盡管經濟利益已成為中國國際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傳統的安全關切和防范西方政治滲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最明顯的是，89后西方對北京采取制裁，表明內外難題很容易相互交織，促使中國領導人警醒。在20世紀90年代，北京以國家主權高于人權的立場回應西方的責難，堅定地拒絕照搬西方式民主制度。它還堅稱，如果臺灣試圖搞“獨立”，大陸將絕不放棄使用武力。
雖然存在上述問題，但在21世紀伊始，中國的戰略界人士仍認為國際形勢總體上對中國有利。2002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21世紀頭20年，是中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此期間，中國可以繼續集中精力處理內部事務。當然，中國的部分地區仍不時出現動蕩，如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7月的新疆事件。對于這些事件，中央政府指責“國外敵對勢力”難逃干系，并予以強力應對。北京宣稱，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這一“試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分子”，再次證明了西方的“不軌圖謀”。雖然中國政府間或被這類事件所煩擾，但總的來說中國政府仍然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國內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續問題。
在胡錦濤主席領導下，近年來中國已形成了一套新的發展戰略和社會政策，確保在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強善治、改善社會安全體系、保護生態環境、鼓勵自主創新、緩解社會緊張、完善金融體系、刺激國內消費。2008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使中國對外出口大受影響，因此，推進上述經濟和社會轉型已變得更為緊迫。
考慮到這一現實，中國領導人已重新確立了對外政策目標。2009年7月，胡錦濤指出，中國的外交工作必須“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服務”。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去年1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些核心利益：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壞的。
北京認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將臺灣問題當作核心利益，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從沒有將某一個具體的外交政策問題上升為國家核心利益。去年，部分中國評論人士將南中國海和朝鮮說成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些考慮欠周全而且并未得到官方授權的表態造成了外界的很多疑惑。實際上，對中央政府來說，主權、安全和發展都是必須實現的目標。只要不出現對中共領導權或國家統一的重大威脅（如實現“法理臺獨”），北京仍將全神貫注地推進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它的對外政策亦服務于此。
如果非要為中國的大戰略確立一項統領一切的原則的話，那應該是改善中國的民生、福祉，并通過社會公正促進公民的幸福感。
原則之上的原則
當前，中國相當多的政界、學界和國際問題評論人士認為中國需要有一項可以指導對外政策的統領一切的原則。但是，從主權、安全和發展三個方面來界定中國的核心利益，就意味著基本上不可能設計出這樣一項簡單明晰的統領一切的原則。此外，中國政治精英中存在著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這使得在政治共識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大戰略變得更加復雜。
時下，在中國常被提及的一種觀點是，美國是中國核心利益的主要威脅。贊成這一觀點的人援引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話——“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他們還可以借用塞繆爾亨廷頓的說法，即“對于美國來說，一個理想的敵人是在意識形態上敵對、在種族和文化上相異、而在軍事上又有足夠能力對美國安全構成實實在在的威脅”，把美國比作中國的“理想的敵人”。他們持有這種看法的原因是，他們長期以來都確信，美國、日本和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價值觀持敵對態度，企圖通過支持“臺獨”等做法遏制中國的崛起。他們還舉出了其他例證：美國政客對達賴喇嘛和新疆分裂分子的同情；美國持續對臺軍售；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以及其他旨在圍堵中國的部署；美國商界和國會對中國發起的貨幣戰和貿易戰；西方以應對氣候變化為由讓中國放緩經濟發展的喧囂。
這種流行看法，見諸中國的很多新聞評論和網站（尤其是有關政治安全和國防事務的網站），主張中國外交政策應集中精力應對西方威脅。認為中國目前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過于軟弱，而毛澤東時代那種針鋒相對的辦法是更好的榜樣。由此，有人稱中國應在那些對西方國家持反抗態度的國家中尋找戰略盟友，如伊朗、朝鮮和俄羅斯。一些人還建議，北京可以將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作為政策工具，如果美國政府的行為損害中國利益，中國就準備拋售這些國債。
然而，這種建議本質上是具有誤導性的。美國給中國的確帶來了一些戰略和安全挑戰，但將中國的大戰略建立在“美國是中國主要敵人”這一看法的基礎之上，既是行不通的，也是有風險的。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愿與中國聯手組建反美同盟。如果中國和自己最大的貿易伙伴、也是經濟和軍事力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結為敵對關系，那么中國的經濟發展必將受到嚴重阻礙。可以慶幸的是，中國領導人并不想實施這種戰略。去年，溫家寶總理指出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分歧”，這并非外交辭令。
在深入認識這一點的基礎上，中國戰略界的另一派人士認為，應繼續信守鄧小平有關“韜光養晦”的告誡，也就是主張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應“保持低姿態”。這一派包括中國前國務委員唐家璇和解放軍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等重要政治人物。他們主張，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應集中精力搞好經濟發展。雖然他們沒有直接反駁認為西方（尤其是美國）是中國的長期威脅這一看法，但這些人士認為，中國暫時還沒有挑戰西方優勢地位的能力，一些人甚至反對盲目作出西方正在衰落的結論。同時他們指出，在未來幾十年中，只有堅持韜光養晦，才能使中國繼續集中精力處理國內事務。
雖然這種看法比其他觀點更能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但也會引發一些質疑。這種看法的擁護者不得不費盡心力地去闡釋“韜光養晦”的含義。“韜光養晦”常被不恰當地翻譯為“隱蔽實力、以待時機”。這些人士指出，“韜光養晦”并非意味著中國要精心算計，在擁有足夠物質力量和信心去實施深藏不露的規劃之前，暫時保持謙卑態度。不過，這種保持低姿態的方式很容易被指責為過分軟弱，尤其是面對敏感的安全議題時。隨著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一些中國人要求本國的外交政策更加敢作敢為。“韜光養晦”戰略的反對者還稱，中國實力今非昔比，因此鄧小平遠在二十年前提出的這一戰略已經不合時宜了。
還有另外一些深思熟慮的中國戰略人士指出，即便保持低姿態可以讓中國處理好與美國之間的政治、安全關系，但這一方式并不能用于指導中國和其他眾多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應對近年來已變得非常重要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和能源安全）。顯然，用“韜光養晦”來描述中國對諸如金磚五國峰會等機制的積極參與，也是不太合適的。如果中國的對外政策僅僅是“韜光養晦”，那么它就無法有效應對當前面臨的多層面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