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政策逐步改變“韜光養晦”風格而進入“奮發有為”階段，這大概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被明確為接班人后就開始了，到習成為最高領導人后，這一傾向越發明顯且日漸加速。如今，中國經濟上居世界第二，并且有人預言十數年內能夠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經濟雖然減速，且在短期尚面臨多種不確定因素，但仍比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快）。在巨大軍費支撐和日趨改善的軍事思想指導下，中國軍力之變強變大趨勢也可以預計。如今，中國在全球范圍內令人矚目，而在亞太更是美國在同一平臺上的唯一“玩家”（player），此區域其他國家只能或者旁觀，或者起到輔助作用。不管中國是否口頭上承認，只要中國保持穩定發展，它成為世界超強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最大的外部因素始終是美國，最優先要處理也始終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中有千千萬萬的層面，但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大致可以簡化為兩個要素，即經濟合作的要素與地緣政治角色的要素。對這兩個要素的輕重權衡，貫穿于兩國領導人決策如何開展雙邊關系的始終。此外，美國還希望（也許還真心相信 ）在中美交往的過程中，中國接受美式政治經濟文化及生活方式影響，最終成為一個西式民主自由體制。

回顧過去，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最高的戰略層面確定了與美國和解合作的大方針，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則以“改革開放”打開中國大門，以漸進但堅定不移的態勢和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展開大規模的經濟交流和合作。毋庸諱言，雙方合作的基礎之一是鄧小平確立的“韜光養晦”政策。這一政策有兩個層面的含義。宏觀上，中國以此表明自己不會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而是希望在此秩序現有的規則體系內謀求自身的發展，并積極融入現有秩序下的國際體系；微觀上，中國不因領土爭端和其他矛盾挑起和擴大沖突，遇到沖突時力求息事寧人，即所謂凡事“擱置爭議”。

從美國的角度，中國的這一選擇可謂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最佳結果。冷戰期間，雖然貧弱但體量不失龐大的中國是美國對抗蘇聯的最佳伙伴，而后來的“改革開放”更是錦上添花，讓美國不僅有了一個地緣政治上的合作者，更多了一個巨大而快速增長的市場。1989年后冷戰告結束，中國作為美國地緣政治上的“敵人”的角色有所浮現，“中國威脅論”也從此時起在美國政治與學術界漸獲市場，但中國經濟也恰從此時以超高速發展，給美國商界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且展現出不可限量的前景。中國對西方跨國公司的接納并給與其優惠待遇，也在美國商界形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親中”利益團體。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雖然時不時有美國政客試圖拿中美關系興風作浪，但這個團體賣力運作，使美國國會從未能通過撤銷對華最惠國待遇的決議案，也驅動美國國會最終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當然，在美國政界，始終有一股潮流視中國為對手或潛在對手。2000年小布什就任總統后，迫不及待地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并開始采取措施實施克林頓政府后期就漸現苗頭的對華“制衡”（hedging）策略。但旋即發生的“9.11”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幾乎全力轉入反恐，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的兩場戰爭使美國十年時間無暇東顧，這給了中國一段極為珍貴的發展期。在這十年，中國基本是配合美國的反恐戰略，是一個合格的反恐伙伴。同時，中國經濟在這一段時間實現了高速增長，一舉超越除美國外的所有發達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二。

十年之后，美國反恐成效見仁見智，但美國社會顯然對此已經漸感疲勞。奧巴馬上臺后，美國基本放棄了將反恐作為第一要務的政策，奧巴馬推行的“重返亞洲”或者“亞洲再平衡”政策，通過軍事、經濟和政治三條腿并行。軍事上，美國要將60%的軍力配置在亞太（以前在歐洲）；經濟上，通過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以幾乎全新的高標準貿易規則在亞太建立一個美國主導的高端一體化市場，并將中國排斥在外；政治外交上，以“巧實力”（smart power）外交，巧妙利用亞洲鄰國對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感，強化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和對中國的恐懼心理，并尋求與它們建立一個新的地區安全架構。

與此同時，在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任期的最后階段（大概也是習近平被明確為接班人后），中國也逐漸淡化“韜光養晦”形象，最初主要表現在釣魚島（日本稱尖閣列島）和黃巖島問題上。在釣魚島，中國以日本單方面將釣魚島“國有化”為契機，不僅對日本當局口誅筆伐，而且派漁政、海監、海警船進入釣魚島領海進行常態化巡視。雖然中國并沒有因此收回釣魚島，但卻實現了和日本對該島的交叉控制——考慮到釣魚島以前是在日本的完全實際控制下，實現交叉控制本身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黃巖島是由美軍移交給菲律賓的，菲律賓軍艦過去經常巡行該島嶼附近水域。2012年，中國海監公務船第一次在該島附近與菲軍艦對峙，最終菲律賓退讓。總體而言，從護漁休漁到勘探開發到這兩年以驚人的速度填海造陸，中國在南海主張權利的力度已經巨幅加大。此外，中國在這兩年也發起了金磚銀行、亞投行、一帶一路、亞信會議等項目，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回應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些措施雖然剛剛開始，但已頗有氣勢，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霸主地位。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雖然時有猶豫，但總體上奉行了引導中國進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基本方略。奧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政策，雖然被廣泛解讀為是為了制衡中國，但美國政府從未如此公開宣稱，與此相關的決策意圖也并未披露。但在最近一年來，無論是美國各大智庫的研究報告還是奧巴馬政府重要官員的發言，都顯示在美國政治和學術界，正在形成一個對中國“強硬”的共識。此前發表的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稱，美國在過去數十載實行的對華接觸引導戰略已經失敗，中國既不太可能演變成一個美國所期待的自由民主國家，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在現有國際體系內部安然接受美國的領導。為此，美國應該改變對華的大戰略，在不全然放棄接觸的情況下強化防范與制衡。該報告提出的主要措施有：（1）強力發展美國的創新性經濟，制造對中國的不對稱優勢；（2）構建包含美國及其盟友和朋友的優惠貿易協定，并將中國排除在外；（3）強化對華出口控制以防止中國取得先進技術；（4）提升美國對亞洲的武力投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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