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提議在中國看來具有濃厚的冷戰色彩，但在很多美國研究者和決策者看來卻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體系霸主地位和防范來自中國挑戰的題中應有之意。不幸的是，種種跡象顯示，雖然事情不會走到極端程度，但某些提議已經正在轉化為實際的政策。更值得憂慮的是，這些跡象也許表明，美國的對華大戰略正在經歷一個大的轉向，未來對華制衡和防范的色彩將日漸濃厚。毋庸置疑，這將為兩國關系中植入極大的不確定因素，使得對抗性沖突會更會頻繁。

但從很多中國國內觀察者的角度來看，改變“韜光養晦”政策勢在必行。長期的“韜晦”，讓他們覺得中國已經太憋屈了，國家和國民的尊嚴也被羞辱太久。例如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當時美國軍艦和戰機在公海攔截中國貨船“銀河號”，以懷疑載有化學武器原料為由要求登船檢查。雙方僵持一個多月，后中方同意在第三方參與下進行檢查，結果未查出任何違禁物品。這件事情上，美國公然以世界警察身份在公海侵害中國船只的航行自由，在中國國內引起極大憤慨，中國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連道歉賠償都要不到。1999年，美國軍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之后以“地圖有錯誤”推卸責任，中國對此也缺乏應對手段。在南海一帶，自2012年中國稍微強硬以前，基本上都是在“受欺負”，中國漁民多年來反復被菲律賓越南等國軍艦槍殺、驅趕、囚禁、判刑、沒收漁船等，中國在整個國家層面，對此基本是以外交抗議為主，鮮少有以政府軍警力量出擊保護漁民的行為。就連現在中國備受詬病的島礁建設，其他國家已經動工建設多年，中國卻只是剛剛開始。

但是，中國的決策者必須意識到，就算政策有其調整必要，也必須運籌帷幄，尤其是需要在大局觀清晰的前提下多加盤算。最重要的是必須始終考慮美國會如何反應，以及如何應對美國的反應。宏觀地講，雖然很多評論者已經振振有詞提出“美國衰落論”，但這最多只是美國在其他國家快速崛起背景下的相對衰落，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本身依然在增長和前進，它的總體政治軍事實力、經濟實力、資源稟賦、創新能力、規則制定能力、戰略規劃能力、國際整合能力等，依然遠遠超出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一旦美國對華戰略轉向，以美國的能力，勢必讓中國付出重大代價，當然，美國在中國的反“反擊”下，也會遭受巨大損失。但是，兩國都沒有必要讓關系發展到這一步。

微觀地講，在高喊宏大口號之余，也必須認真考慮隨時可能發生的具體挑戰。就以5月發生的美軍反潛巡邏機飛越中國控制的南海島礁上空被中國警告為例，美國已經要求中國停止在南海的島礁建設活動，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 Carter)就此也反復宣稱美軍艦機將繼續在該海域巡邏。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和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代表團都予以強硬回擊，表示中國不會停止島礁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關部門就必須認真考慮，如果將來美軍艦機進入中國在南海島礁十二海里后如何應對。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關鍵在于如果應對不好，會讓中國處于相當尷尬的境地。如果中國對進入其所主張的領海的美國（或任何外國）艦機不加攔截驅趕，那么就等于默認美國對中國相關島礁主權的否認，在國際法上大大虛弱自己主張的法理基礎。但如果中國采取對抗措施，則后果卻頗有難料之處。筆者非常坦白地說，中國如果在相關島礁附近和美國進行一場海戰或者是“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幾乎沒有勝算。但如果美國把中國逼到墻角，戰爭就不會局限于南海，在全面戰爭的局面下中美必然是兩敗俱傷。

向前看，中美關系如何處理？中國能做些什么以應對新的變局？一種主張是回到“韜光養晦”時代。既然這個政策為中國贏得了超過三十年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主要表現為美國對中國發展壯大的容忍甚至鼓勵），那么何不一切照舊？坦白的說，已經回不去了。中式“韜光養晦“已經日漸在美國政學界被認為具有戰略欺騙性質。中國人說“忍字頭上一把刀”，沒有理由認為美國人不懂這個道理。美國國防政策顧問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今年出版的《百年馬拉松》一書也明確指出，中國對美國有一個長達百年的“戰略欺騙”計劃。這說法非常夸張，但在美國政策層卻頗受認同。再者，既然現行對外政策已經背離了“韜光養晦”這么多，現在再轉身回去，或許會更加被認為是毫無誠意的欺騙，反倒會導致兩國間信任程度的迅速消融。此外，中國如今國力已然到了這一步，再回到完整的“韜光養晦”局面，已然沒有意義。

不再刻意“韜光養晦”，那么也需要擺脫舊式外交姿態下的一些模式和積習，由模糊向透明轉換。第一，中國應該把自己的戰略目的以明確的語言向美國（整個國際社會）闡述清楚，提出合理要求，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期待和底線。那些含糊的語言如“追求和平發展”、“維護我國的合法正當權益”之類，有時會被認為沒有道理也沒有誠意而只能喊些空空洞洞的口號。坦誠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合情合理地認可對方的利益要求，反倒容易增強雙方的信任。第二，中國應該更高調和更深入地成為國際體系和國際規則的維護者。現行的國際秩序雖然也有不合理之處，但其基本精神是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自由貿易，并推動國際社會的法治化。這些特點給世界各國（尤其是小國）帶來一定的確定性和公平性。如果中國言行一致地表現為體系的維護者，也容易得到列國擁護。第三，中國應該慷慨地承擔國際責任，為國際社會（首先為亞洲）提供公共安全和服務產品，為自己的“領袖型國家地位”填充正當性。這不僅包括南海所建島礁未來的公益用途，還要包括海軍艦隊在地區的“扶危救難”。比如美國海軍，不僅是美國硬實力的體現，還是美國軟實力的推廣者。僅以亞洲地區而論，凡事大型自然災害發生之處，不管是印尼海嘯還是菲律賓臺風災害，美國航母都能在第一時間趕到提供援助和救死扶傷。未來的中國軍隊，也應該能做到這一點。

簡而言之，未來的中美關系，已經漸漸不會再是“大哥”懷著忐忑不安心情觀察“小弟”小心謹慎長大的關系，而應該建立在新的基礎上，即以實力互相尊重、以合作互相依存、以擔當與責任為國際社會提供服務。

文/王江雨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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