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朝代變更往往也伴隨著領土、疆域的變動。20世紀中期，新中國的成立、歐洲的非殖民化、冷戰的國際環境，使邊界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后面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中緬邊界問題是新中國成立解決的第一個邊界問題，是正式劃定的第一條陸地邊界線。目前，學術界對該課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時段，議題主要圍繞邊界問題的產生、中英滇緬邊界的的交涉及相關事件等。“由于受政策性因素尤其是原始檔案材料的限制，學界對新中國成立后邊界（中緬）問題的外交談判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關鍵問題和延伸性問題深入探究不夠。”國內現有的研究，宏觀敘述多，泛泛而談多，頌揚精神多，缺乏實證研究，就事論事，以論代史較為普遍。這種狀況的產生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第一手的資料，以往研究“多圍繞周恩來的外交活動片段及一些外交官的回憶錄來展開，并且，學界的研究尚未涉及緬甸方面的相關資料。”

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在資料上有所突破的，是2008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傳（1898-1976）》，它使用了較為豐富的中緬領導人談話記錄、相關會議記錄等。張植榮的《當代中國外交新論》對中國的邊疆戰略、國際觀以及在對緬邊界談判中政策、指導原則做了一定的分析和論述。此外，還有些學者a對中緬、中印邊界問題進行了比較研究。國外對這一時期中緬邊界問題的研究也較為薄弱，但他們的研究視角比中國學者更多地關注了緬甸的態度和反應。美國國務院的“China-BurnaBoundary”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背景介紹。MaungMaung更多地從緬甸的角度探討了緬中邊界問題的解決以及它對緬甸的意義。DaphneEWhittan和Stephens都指出了奈溫及其無黨派背景的軍人看守政府在解決邊界問題中的特殊作用。DaphneStephens和Luket在分析中國解決該問題的原因時，指出了中國在安全、歷史和意識形態方面、外交等方面的考慮。

雖然中外學者的視角不同，但他們都沒有對中緬邊界問題解決的過程，特別是期間發生的重要事件進行必要的闡述和分析。例如，“黃果園事件”和波匈事件對邊界問題的影響、中緬邊民聯歡大會的背景和目的、1956年周恩來訪緬的背景和作用、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對印度的影響等。2006年和2008年外交部解密的1955-1965年的檔案，為我們考察這些問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一、1949-1955年中國對中緬邊界問題的態度和政策

中緬邊界問題產生了清末，歷經民國，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尚未解決。1949年頒布的《共同綱領》第五十五規定“對于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與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中央執政初期，對于如何處理舊中國的邊界條約，解決邊界問題，既無明確的規劃和認識，也未制定出詳細的邊界政策。因為，當時中共還無暇一一研究中國與各個領國之間的復雜邊界問題，所以采取了維持現狀和不承認主義的政策。對于中緬邊界問題，中國因此最初也并沒有急于解決，表示需要時間進行準備。1954年，緬甸希望總理吳努訪華時，雙方表示“在適當時機內，通過正常勒阿外交途徑，解決慈祥八月此項問題。”相比之下，緬甸希望解決邊界問題的心情比較迫切。因為，1952年中國軍隊為追擊敗退到緬甸的國民黨軍已經越過“1941年線”，并在當地駐扎下來。同時，緬軍也在南北兩段未定邊界上向前推進，搶先占據有爭議的地方。不過，雙方對此都保持了沉默。

關于中緬未定邊界，中國認為存在三段未解決的問題：第一，南段，關于佧佤山區的一段。第二，中段，關于在南碗河和瑞麗江匯合處的猛卯三角地區，又名南碗三角地區，面積約250平方公里。第三，北段，關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對于這三段未定邊界，中國最初的態度是，不承認“1941年線”，收回猛卯三角地區和包括片馬、崗房、古浪的北部失地。緬甸方面認為，其繼承英國統治時期的邊界狀況：南段“1941年線”合法有效：中段勐卯三角地繼續無條件地由緬甸支配，在北段可以把包括片馬、崗房、古浪在內的50平方英里（約合130平方公里）土地交還中國。因此，緬甸認為兩國邊界只在北段存在問題。中國要求改變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造成的惡果，而緬甸強調繼承英國統治時期造成的既定狀況。雙方在邊界問題上所持的不同標準，決定了該問題的解決是一個復雜和曲折的過程。

二、“黃果園事件”

20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在中緬邊界問題上所持的謹慎、等待的做法，很快被兩國邊境上的武裝沖突所改變。1955年11月20日，兩國軍隊在“1941年線”以西的黃果園發生武裝沖突，雙方各有數人受傷。對此，緬甸媒體和西方媒體紛紛報道，指責中國侵略緬甸，美國還積極支持馬尼拉條約國軍事演習給予呼應。該事件給中國帶來了相當的壓力，使其意識到初實行的維持現狀的權宜政策必須改變，因為拖而未決的邊界問題給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帶來了無法回避的挑戰和威脅。1957年周恩來在向全國人大代表做報告時，就明確說到這次事件“使中緬兩國政府體會到及早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必要。”

“黃果園”事件后不久，緬甸照會中國說，“緬甸所接到的報告和大使館照會中所說的有所差異，對于這兩個矛盾的報告，緬甸聯邦政府不以為決定哪一個是政府的會對兩國友誼有所裨益，但為了消除大使館可能有的疑慮，緬甸聯邦政府準備（如果大使館愿意）指令有關當局帶領中國武官和大使館愿意指定的官員前往肇事地點進行調查”。為了防止同樣的事件再發生，緬甸建議雙方尊重1941年的邊界線，中國撤回越境的部隊，緬甸也將其部隊限于緬甸境內，建議兩國邊界委員會盡早舉行會議，早日解決邊界問題。

對于緬方的建議，中國駐緬大使館分析認為，“就緬方此次來件看來，雖對此發生事件表示抱歉并希望雙方今后避免此類事件發生，但對此事件之責任是在企圖推卸，此信與奈溫上次對我所作的表示已大有出入，其中又力求我方承認1941年為合法事實，片面認為此次肇事地點是在緬甸境內并促我駐軍退出41年線，此不僅與吳努在北京時雙方對邊界愿暫且維持現狀的諒解有所違背，而且此次事件發生后吳努、吳敏登對1941年線向我所表示的態度亦有改變。”因此，中國駐緬大使館建議中央不要將部隊撤出“1941年線”。

三、1956年中緬接觸和談判

1955年底的黃果園事件，使雙方特別是中國感覺到解決邊界問題的迫切性，因此從1956年初起，中緬兩國政府就中緬邊界問題開始了頻繁的接觸。

緬甸的攻勢：經過精心策劃與準備，1956年2月7-8日，緬甸政府在緬中邊境地區的雷基舉行邊民會議。為了舉辦這次大會，緬方進行了大量的物質準備，“除吳努和外交部長因事未能出席外，內政部長、克欽事務部部長、警察、海關、移民高官均參加了。參加人數4-5千人。”緬甸如此高調舉辦邊民大會，主要是增加中央政府對有邊界問題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邦的影響力，為解決邊界問題尋求地方支持，增加政治資本。時任云南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張子齋獲邀參加此次大會后，分析認為，緬甸政府“企圖通過會議，抵消我國的政府影響。”“緬甸去年財政困難，物價上漲。但幾個月來緬甸政府在雷基一帶與我接境的地區，廉價傾銷物品。這樣對其邊民施行小恩小惠，抵消我國影響，并反過來影響我邊境人民的一種進攻方式。還常放電影。這樣，政治、經濟雙管齊下，對我邊境的部分群眾和干部也發生一定影響。”雷基邊民大會“表面宣傳中緬友好，實際是對我展開政治攻勢。從會議第一天來看，將兩國邊疆的矛盾提到首要地位……此外，緬甸官員們，對我邊境似乎有相當的猜疑和顧慮，總想刺探刺探，看看虛實，摸一摸我們的底。”

“黃果園事件”后，緬甸繼續利用國內外媒體向中國施加壓力。1956年7月31日，緬甸主要報紙、英文的《民族報》（TheNation）報道，“幾百名全副武裝的共產黨中國軍隊已經侵入并且占領了從葡萄城到肯朗渡口共長五百英里的邊界附近的緬甸領土，而且仍然在向內地移動中。”“吳巴瑞（UBaSwe）總理昨天召集了內閣‘內圈’和各軍種首腦會談，討論這種嚴重局勢。”該報道引起了中緬兩國以及國際輿論的注意。當日，緬甸政府對此發表聲明，否認了該報道的部分內容，但承認“有些中國部隊進入了緬甸領土，在佤邦非常接近緬甸-中國邊境的聯邦土地上建立了哨崗。”“盡管政府在公開聲明中傾向于淡化滲透的范圍和程度，吳覺迎卻也承認，新聞報道事實上是準且的，而且已經發生了沖突和死亡（去年11月）。”針對緬方的聲明，8月4日周恩來致信吳努，回應說緬外交部的聲明雖然承認該報道是真實的，但承認“中國軍隊進入了緬甸境內的佤邦，建立了崗哨等等”，批評在雙方未談判達成共識之前，緬甸“根據自己的看法公開指責對方越境都是不相宜的。這只能給挑撥中滿者以可乘之機，并不利于兩國邊界問題的順利解決。”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所對此次沖突的分析是，“緬甸政府不斷利用《民族》報來‘泄露’他們不愿意由自己宣布的消息，似乎《民族》上刊登的文章是受政府慫恿的。因為它希望能夠引起全世界對中共行行徑的關注，而無需以官方身份控訴它那對自己領土抱有侵略企圖的中共‘朋友加兄弟’。”中國也認為緬甸國內報紙的攻擊和指責是得到緬甸政府的唆使和支持的，所以同月中國向緬甸明確表明，緬甸“報紙上的消息不會完全同政府無關”，“中國政府希望緬甸政府不要增加政治空氣，以便施加壓力。”

1956年，緬甸在中緬邊界問題上的輿論攻勢是比較成功的，既適時地避謠說明中國未侵略緬甸，又聲稱中國在未定界內的活動是進入了緬甸領土，這樣不僅明確殖民時期中緬邊界的合法性，而且借助國際輿論向中國施加壓力。而同年發生的“波匈事件”大大損害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形象和大國的聲譽，該事件結合兩國的邊界問題，在中緬關系中的“寒蟬效應”十分明顯。緬甸對蘇聯出兵匈牙利，既不滿，又害怕。仰光對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誠意愈加懷疑，害怕中國侵略緬甸，上演東南亞版本的“波匈事件”。

中國在未定邊界地區的活動，使仰光感覺緬甸勒阿形勢與匈牙利十分相似，緬甸應該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因此1956年7月以后，中緬關系一度較為緊張，緬甸在國際事務中的態度較為傾向西方。緬甸和國際輿論對“中國侵略緬甸”的渲染、西方陣營在中緬邊界問題上的推波助瀾和挑撥離間、“波匈事件”的影響，給中國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中國的反應：為了扭轉上述問題帶來的被動局面，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與1955年“黃果園事件”發生后中國輿論保持沉默不同，對于緬甸媒體對中緬邊界問題的負面報道，1956年《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系列社論和報道，反擊《民族報》的言論和西方媒體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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