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問題是影響中國與周邊鄰國關系的不穩(wěn)定來源，這主要表現(xiàn)在西方陣營利用邊界問題攻擊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假和平、真侵略，離間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從中遏制孤立中國。中國統(tǒng)一撤出“1941年線”以西、在中緬邊界上作出原則性讓步的前提是，緬甸同時從片馬、崗房、古浪地區(qū)撤軍，兩國三段未定界一攬子解決。中國的讓步和要求全面解決邊界問題，反映其解決該問題的迫切性。這種迫切性又和“黃果園事件”發(fā)生后的中緬關系狀況、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有密切的關系。透視，周邊中小國家也不完全相信中國。因此中國解決緬甸問題的出發(fā)點、政策目標是“是爭取世界局勢的和緩，爭取同世界各國、特別是我們的鄰國和平共處。”中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做法就是，不在“一城一池”上計得失，從宏觀上謀求邊界問題的解決，獲取和平的周邊環(huán)境。1960年4月17日，周恩來與吳努會談時表示：“關于邊界問題，通過多年努力，雙方的觀點一天天接近了，現(xiàn)在剩下的只是個面積大小的問題，已經不重要了。”

緬甸問題的示范效應和榜樣豎立：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既是個案，更是中國選取緬甸作為突破口，突出榜樣力量和示范效應，向所有與中國有邊界問題的國家表明，盡管各國政治制度不同，但通過和平協(xié)商是可以解決領土糾紛的。既然是作為榜樣、模范，那么就不能不成功。而中國之所以選取緬甸作為實驗對象、范例，是因為“緬甸與我們關系好，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議者，這是我們相互之間可以談問題的基礎。緬甸代表了一些小國的想法，如果我們同緬甸的邊界問題解決得好，對于消除緬甸對我們的恐懼心理、安定其他周邊國家都會產生很好的因為。更深一層的意義是，還可以推動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邊界問題解決得好。”

力圖向世界證明中國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真實性：由于包括緬甸在內的不少民族主義國家對中國頗有疑慮，擔心中國進行擴張，因此，中國力圖取得他們的信任。正如周恩來在1957年所說：“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擴張，但人家不信，所以要用實際行動使它們慢慢相信，爭取和平共處。在十年內要努力解決同鄰國的邊界問題，先從緬甸開始，解決后它們就放心了。”中共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初衷還含有借此表現(xiàn)一個愛好和平的形象。曾有學者提出，中國之所以和緬甸解決邊界問題，是為了丑化印度，在東南亞國家中孤立印度。1959年，中印邊界形勢才開始緊張，而中國1956年就已經決定在中緬邊界問題上做出讓步了，所以這種觀點缺乏說服力。不過，1959年中印邊界緊張局勢、印尼排華事件以及當時國際輿論對中國的不利看法，使中國需要表現(xiàn)出友好的姿態(tài)，并利用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在周邊國家中孤立印度，這也是推動問題解決的背景因素。

根據(jù)上述幾個因素，我們就不難理解在緬方堅持中國軍隊撤出“1941年線”以西作為繼續(xù)談判的前提時、當緬甸堅持中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時，中國雖然不愿意，“但是我們?yōu)榱饲蟮靡粍谟酪莸慕鉀Q整個邊界問題，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們并盡力克服困難努力實現(xiàn)這一方案。”

從緬甸方面來看，奈溫軍人看守政府對邊界問題的解決發(fā)揮了重要推動作用。雖然中國在邊界問題上做了較大讓步，但緬甸方面也面臨著問題。中國讓緬甸歸還3個克欽村子的要求雖然得到了吳努和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但遭到克欽邦的強烈反對。1958年，緬甸過類政治動蕩導致邊界談判擱置。不過，奈溫軍政府的上臺（1958年10月—1960年4月組建看守政府）同時也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契機。奈溫上臺后，積極推動邊界談判。1959年底，奈溫告訴周恩，在連鍋邊界問題上他作為看守政府的領導人已經獲得了國內所有重要政黨的支持，而這是民選政府做不到的。吳努也說服了克欽邦領導人同意歸還3個村子，奈溫贏得了克欽邦和撣邦領導人在邊界問題上的合作。因此，他告訴中方，緬甸已經做了歷任緬甸政府所做的最大讓步，建議雙不要再進行談判了，邀請其去北京，立刻簽署協(xié)議。在奈溫推動邊界問題解決的背后，既有其個人性格果斷、軍人看守政府的因素，也有他想通過在任期內解決該問題，提到政治聲譽，為重返政壇積累資本，贏得中國好感的考慮。

以往，國內學者幾乎都一致認為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的影響。”這些主要體現(xiàn)在：證明了和平政策的“言行一致”，原本一些擔心“中國口是心非”的東南亞國家開始對帝國主義表示不滿，對中國發(fā)展友好關系的愿望大為上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威望大有提高；在世界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推廣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其逐漸成為處理國際關系和解決國際爭端的推測；樹立了中國負責任的地區(qū)大國形象，加強了與周邊國家的密切聯(lián)系；使中緬睦鄰關系進入正常歷史新階段；為突破美國的封鎖，提供了成功的經驗，打擊了美國對華遏制封鎖政策等。

筆者認為，中甸邊界問題的解決固然具有積極意義，但上述這些觀點夸大、拔高了該問題的影響，而且這些論斷都是以論代史、就事論事，缺乏基本的論據(jù)支撐。僅僅通過邊界問題的解決就能贏得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信服，對美國產生不滿，達到樹立中國大國形象等一系列效果的說法，缺乏說服力。筆者認為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只是部分消除了周邊國家對中國威脅的憂慮，在中國沒有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義務之前，這種擔憂是難以得到克服的。緬甸個案為隨后與其他國家的邊界談判積累了一定經驗，但其示范作用不宜夸大，60年代中國與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問題的解決，主要在于中國采取了立足現(xiàn)實的政策。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將兩國關系推向了頂峰，但這種親密的狀態(tài)很快被1962年奈溫軍人政變所打斷。奈溫上臺，在內政、外交上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導致中緬關系出現(xiàn)了一些波動和變化。所以，邊界問題的解決并沒有使中緬關系進入了歷史新階段。

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帶動了兩國關系中另一個重要問題的解決。1950年，一些敗退的國民黨軍進入緬甸后，在美國、臺灣的支持下，勢力越來越大，不時對云南進行襲擾，對中國邊疆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雖然緬甸試圖通過軍事、外交手段解決該問題，但一直沒有徹底解決。中國50年代曾向緬方提出，幫助緬軍消滅國民黨軍，但遭到拒絕。1960年10月，兩國簽訂邊界條約后，雙方隨即需要對邊界進行勘察和樹立界樁。為了保護勘界人員的安全，防止國民黨部隊破壞勘界，雙方商定11月20日左右采取共同行動清除國民黨軍。1960年11月22日-1961年2月9日，中國軍隊兩次出境作戰(zhàn)，歷時近3個月，同緬軍聯(lián)合國圍剿緬甸境內的國民黨部隊，摧毀了其在緬甸的總部。此后，當?shù)氐膰顸h軍對中國已構不成威脅。

緬甸同意解放軍如緬作戰(zhàn)是最終解決該問題的關鍵。對于這個問題，實際上緬甸人對中國人一直就抱有擊打的戒心，無論是50年代初拒絕中國軍隊入緬助戰(zhàn)的要求，還是1960-1961年最后同意聯(lián)合作戰(zhàn)。但不管怎么說，緬甸最終接受中國軍隊進入緬甸，表明了其對中國信任度的增加、中緬關系友好程度的提升，而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中緬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

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使中緬友好、信任度一度達到頂峰，此其一。邊界問題解決后，緬軍力量薄弱與國君對勘界和豎樁形成威脅之間的矛盾，為解放軍入緬提供了契機，此其二。因此，緬甸國民黨軍問題的最后解決實際上是中緬邊界問題解決的最大副產品之一。

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的確給印度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印度原本是想在邊界問題上和緬甸組成聯(lián)合陣線對付中國，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引起了印度很大不安，因為這成為中國手中反制印度的一個宣傳武器”，“緬甸間接地幫助了中國證明印度是一個頑固的國家，不愿意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這也導致了印緬關系緊張，特別是緬甸人也提出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模式可以為印度來效仿的言論，讓印度人大為光火。

1960年11月，吳努專門前往新德里，向印方解釋中緬簽訂的邊界條約問題。此外，雖然，中緬邊界條約從未體積麥克馬洪線，但是印度認為該條約實際上有利印度，因為中國已經理論上承認了該線。

結論

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具有一定開創(chuàng)性意義，但以往學者在該問題上的研究存在兩個不足。第一，缺乏第一手材料，不能就其過程和意義進行實證研究。第二，就事論事，沒有把該問題放到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放到中國在亞太地區(qū)的國際關系中去討論，因而出現(xiàn)了一些認為中緬邊界問題的成功解決給外交帶來了諸多重大影響的論斷。對于中緬邊界問題的評價，可以從不同角度來進行解讀。就中緬關系來說，它代表著雙邊關系發(fā)展的頂峰，但并不具有轉折性意義。對于中國與其他國家邊界問題的解決，緬甸個案的意義主要在于中國在處理緬甸問題時所奉行的和解政策，對周邊鄰國具有一定的號召作用。

冷戰(zhàn)時期，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系，基本受制于中國和美國、蘇聯(lián)的大國關系的發(fā)展格局，邊界問題的解決會一定程度上緩和和推進與鄰國的關系，但據(jù)此聲稱其改善了中國外交格局、使“五項原則”成為國際關系的指導原則，恐怕有悖事實。

本文摘自《南洋問題研究》 2010年03期 作者：范宏偉 原題為：《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過程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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