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伊斯蘭國”給中東帶來的亂局是當前該地區政治伊斯蘭主義發展的突出寫照，宗教極端主義必然混跡其中。盡管美國和西方國家發起新一輪空中軍事打擊行動，但囿于自身利益以及有關國家政局動蕩，未必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宗教極端主義的蔓延還將延續。未來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遷大體可從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過往的政治發展中找演變規律。
2014年6月以來，以“伊斯蘭國”為首的反政府武裝迅速占領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領土，引發伊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相互指責以及國際社會對宗教極端主義組織再度泛濫的高度擔憂。由于事態發展越來越超出外界想象和預期，8月8日美軍戰機開始在伊拉克境內空襲“伊斯蘭國”目標，并于9月22日晚將空襲范圍擴大到敘利亞。自2011年底從伊拉克撤軍以來，美國軍事力量再度卷入伊拉克國內沖突，以及在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首次針對敘境內目標展開空中打擊行動，均使得當前的中東局勢又一次成為國際聚焦的中心點。據《紐約時報》9月29日報道，在28日播出的訪談節目中，美國總統奧巴馬承認美國低估了“伊斯蘭國”的崛起，而且過于相信伊拉克軍隊，從而使得該地區“成為世界各地圣戰分子的基地”【1】。 毫無疑問，中東局勢的戲劇化發展，特別是伊斯蘭國成為美國的軍事打擊對象，加大了外界對伊斯蘭國及其代表的宗教極端主義的關注。
伊斯蘭國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其前身“認主獨一圣戰組織(Jama＇atal-Tawhidwal-Jihad)”在約旦人扎卡維 (AbuMusabAlZarqawi) 的領導下便宣告成立，并于2004年公開宣示效忠基地組織。從此，外界稱之為“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Al-QaedainIraq，AQI)”，而他們則自稱“兩河國家的圣戰組織”。后于2006年初改名“圣戰者協商委員會 (MujahideenShuraCouncil)”，同年10月扎卡維遭美軍炸死后，該組織與伊拉克其他幾個叛亂組織聯合組建“伊拉克伊斯蘭國 (IslamicStateofIraq，ISI)”，但遭到伊拉克境內外一些圣戰組織的抵制。2010年底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爆發后，給了ISI乘勢發展壯大的機會。ISI武裝分子不斷深入內戰中的敘利亞，并于2013年4月建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 (IslamicStateinIraqandal-Sham，ISIS)”。今年6月29日，其領導人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 (AbuBakral-Baghdadi) 自封為“哈里發”，并宣布去掉組織名稱中的“伊拉克和沙姆”，直接稱為“伊斯蘭國 (IslamicState，IS)”，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向其效忠。據法新社2014年9月12日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目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介于20，000到31，500人之間，其中在敘利亞的15，000名外國武裝人員中，來自西方國家的就有2，000人【2】 雖然早年發家于一幫烏合之眾，但在過去14年來，得益于錯綜復雜的伊拉克局勢和敘利亞內戰，伊斯蘭國勢力不斷坐大。伊斯蘭國組織的興起看似偶然，實則有其發展的內在機理。
一、伊斯蘭主義是中東政治發展的必然
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遷貫穿整個20世紀。自從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瓦解以來，以中東為代表的伊斯蘭世界核心區就完全處在外部列強的掌控之下。在這樣一個有宗教圣地卻無政治中心，宗教信仰跨越現代國界而各國利益卻又涇渭分明的傳統穆斯林帝國的廢墟上，英、法、美是先后影響和左右中東政治變遷的主要外部力量，中東成為西方大國的殖民地或托管地。分裂的伊斯蘭核心區，既有列強爭霸，又有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發展。塞繆爾·亨廷頓筆下的文明沖突，實際上自一次大戰結束后即已在中東上演。只不過在冷戰時期為美蘇對峙所掩蓋，冷戰結束后則為國際反恐戰爭所取代。觀察當前中東的政治和安全形勢，離不開對其伊斯蘭屬性的認識。
從內部看，中東安全形勢取決兩個因素: 一是政治體制的長期僵化，二是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發展。無論能否成功推翻僵化的政治體制，必然都會帶來政治形勢的動蕩，以及以政治伊斯蘭運動為代表的各種政治反對力量的興起。體制外的政治抗爭，最終往往會訴諸暴力和極端形式，使恐怖主義得以滋生和蔓延。
當前中東的政治形勢，主要以阿拉伯之春后中東有關國家的政治動蕩為主要特征。在急劇動蕩或表面穩定的背后，利比亞兩個政府并立、埃及塞西政府疲于應付轉入地下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暴力抗爭、敘利亞巴沙爾當局與各路反對力量陷入持久戰、伊拉克內部民族教派矛盾日益激化、也門什葉派胡塞叛軍勢力正對首都薩那形成合圍，其中尤以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北部和敘利亞東北部地區的橫行最吸引外界的關注。依據傳統伊斯蘭世界政治變革的基本特征來看，專制獨裁政權被推翻后帶來的政治動蕩，一定會使政治伊斯蘭
運動獲得發展空間，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信仰，更是宗教政黨贏取政權的主要支持力量。長期被拒于體制之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剛開始能夠獲得的群眾基礎無一例外地都來自伊斯蘭宗教政治勢力的支持。
對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宗教，更是一種包含社會、經濟和文化內涵的生活方式，規范著廣大穆斯林的價值觀、道德觀，進而影響到他們對待歷史、時局和西方的態度。正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伊斯蘭教強調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在于實現安拉的統治，它對于政治和社會問題，傾向于視為宗教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3】伊斯蘭主義運動正是憑借這一伊斯蘭特性而在世俗政治斗爭中大顯身手。
就整體而言，中東是世界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較晚、傳統部落、教派勢力根深蒂固的地區之一。包括阿拉伯各國在內的伊斯蘭世界往往是以民族、部落或地區為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破半島地區的四分五裂，廢除多神崇拜而皈依唯一真主安拉，進而統一半島地區并實現伊斯蘭帝國的擴張。但在接下來的擴張、征服、戰爭和帝國瓦解的歷史進程中，國內的社會結構問題沒能得到徹底解決，人們在宗教信仰的遮蔽下暫時忽略了自身身份認同上的差異。伴隨世界政治進入20世紀，伊斯蘭世界遭遇空前的外來入侵，舊的奧斯曼帝國步入歷史，而新的外部列強接踵而至。在外部宗主力量交替征服和統治下，在內部伊斯蘭統一外表掩蓋下，中東地區的民族、宗教對立延續下來。一旦外來主宰力量消失，以及內部威權勢力瓦解，則政治變遷必定帶來民族、宗教對立的凸顯，這已成20世紀中東政治發展的一條規律。簡言之，伴隨政治變革的進程，政治伊斯蘭勢力必定進入公眾視野和權力斗爭的中心，成為影響乃至左右國家政治進程的主要力量。
二、極端主義成為宗教政治勢力的工具
有政治斗爭，就有政治變革，劇烈的政治變革則伴隨此起彼伏的改朝換代。20世紀以來，中東國家政治換代的主要形式，大多離不開暴力與革命兩種途徑，這為政治伊斯蘭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政治舞臺和群眾基礎。自從20世紀初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20年代的凱末爾革命，50、60年代的民族解放戰爭，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蘇聯入侵阿富汗，9·11事件后的兩場反恐戰爭，以及當前仍在延續的阿拉伯各國的政治動蕩，無不反映出中東地區政治變革的暴力性和革命性。因為沒有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安排，政治反對勢力往往訴諸政治伊斯蘭力量來與當局抗衡。宗教政黨、組織和領袖大多成為政治運動的領導者。宗教離不開政治，政治更借助宗教而不斷擴大影響。
政治伊斯蘭運動，絕對不是為了宗教復興，而是以宗教運動的形式出現的政治運動，斗爭的焦點是政權爭奪，即從一味依賴外部世界，奉行世俗化、西方化政策的當權者手中，轉移到堅持伊斯蘭道路、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政治和宗教人物手中，確保國家回歸基本教義的指導。盡管多數西方學者相信，政治伊斯蘭運動“沒有在任何地方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沒有找到同盟軍”【4】， 但他們在中東多數國家扮演的政治角色及其國際影響卻不容小覷。伊朗伊斯蘭革命雖然沒能成功輸出，但卻鼓舞了哈馬斯、真主黨等伊斯蘭政治組織，基地組織及其在各國的分支、反美反西方同時反本國政權的宗教武裝組織的跨國聯合，也助長了中東地區極端主義勢力對社會的蠶食。
總之，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遷，其發展有內外兩個方向: 對內，當權者與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的對抗擴大到社會大眾之中; 對外，跨國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和宗教極端主義彼此呼應，影響波及歐美及中國、俄羅斯、印度等伊斯蘭核心區的周邊國家。無論內外，政治伊斯蘭主義乃至宗教極端主義都深陷其中。歷史上中東地區的政治變革，往往經歷三個階段: 首先，發生推翻舊政權的人民革命。其次，新政權展開政治清算和確立統治基礎。最后，宗教政治運動興起，極端主義橫行，政局陷入動蕩膠著狀態。就當前中東地區的政治動蕩而言，革命的第一階段，主要針對西亞北非各國，引發各國人民不滿和街頭革命，動搖的都是歐美國家在當地的堅定盟友。這一階段目前已告一段落。
革命的第二階段，正在全面展開。有關國家的當局被迫改革，新政權開始政治清算、打擊異己，新的政治制度逐步確立，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平衡。伊拉克什葉派政權在前總理馬利基的領導下，全力打擊薩達姆時代的遜尼派政治勢力，與庫爾德斯坦自治力量爭奪北方油田，同時還極力排擠什葉派內部異己派別，從而加劇了國家內部的混亂、對峙與分裂，為伊斯蘭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埃及在過去的三年中，先有穆斯林兄弟會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清算和宗教政治反撲，后有得到世俗民意支持的塞西軍政權的建立，從街頭革命推翻舊政權，到民選政府建立、宗教政黨執政，再到軍事政變與最新的民選政府的產生，埃及的政治變遷猶如過山車一般令外界目不暇給，也使得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再次轉入地下，進而走上極端主義的武裝反抗之路。
革命的第三階段，在混亂政局引發人民不滿、社會動蕩加劇之后，接下來便是宗教政治運動的抬頭，以及宗教極端主義的粉墨登場。后者與世俗政治勢力的角力成為當前埃及、利比亞、突尼斯、也門、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政治進程的主線之一。伊斯蘭國的異軍突起，正是這股宗教政治運動和極端主義甚囂塵上的體現。盡管今年初基地組織切斷了與伊斯蘭國的聯系，不承認其為基地組織的分支，但二者所代表的宗教極端主義卻沒有分別。2013年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被問及全球主要威脅來自哪里時，全世界約有49%的人認為來自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其中美國有56%、歐洲55%、非洲56%、亞太47%、中東41%、拉美31%的受訪者都認同這一態度。報告的其他問卷數據也顯示，相對于全球氣候變化、國際金融形勢等其他國際議題，多數西方國民大多將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可能帶來的威脅放在主要位置【5】。 2014年1月26日，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宗教極端主義已成為世界各地沖突的最大來源，它所引起的沖突有可能是21世紀最典型的戰爭【6】。布萊爾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