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權力不僅僅導致腐敗，還導致愚行。領導人可能過分相信直覺和經驗、傲慢死板、對困難和時間預期不足，甚至在決策時替對手想好應該怎么走，只可惜對手沒有一次是聽話的。

在決策過程中看錯形勢、誤讀信息，可能導致個人不爽、公司崩潰——倘若涉及戰爭與和平大命題，結局可能是國家失敗。國際政治風云際會，每時每地的新情況都需決策者全面理解、正確對待。歷史上無數強人栽在這上面，無數強國因此 “總被雨打風吹去”。

如今，東亞乃至全球的中美博弈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主線之一。勢力日增的中國要擺脫積貧積弱年代，在東亞施展影響力；傳統霸主美國在失落之余 “重返亞太”，要保住地區強權。看上去，東亞對中國比對美國更重要，但中國因此就可以低估美國在這一地區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嗎？而美國步步為營，是否低估了自身行動讓中國產生危機感的程度？美國與盟國關系愈發緊密的背后是夠低估了這種動向可能印證中國對周邊環境惡化的認知？

兩國是否同時高估了自身控制局勢的能力？這會導致中美兩強 “擦槍走火” 嗎？

美國頂尖智庫蘭德公司資深研究員龔培德（David C. Gompert）、著名軍事和外交學者 Hans Binnendijk，亞太安全領域學者 Bonny Lin 在一份名為《忽視、愚行與戰爭：中美要學些什么》的報告中提出：中美應向歷史求教。

縱觀歷史，無論是決策信息不足，還是決策者選擇性使用情報，國家領導人在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問題上 “拎不清” 的情況并不少見，“擦槍走火” 的后果也關乎國運興衰。

1812 年，拿破侖認定能夠打垮沙皇亞歷山大，縱兵東進、在俄羅斯凍餓交加，事后證明這是導致法蘭西帝國覆滅的 “爛招”。二戰期間，希特勒也犯了同樣錯誤，大獨裁者明知拿破侖的下場，還堅持認為蘇聯 1941 年肯定會敗給德國。

一戰期間，英吉利海峽邊的德國軍事決策者們坐擁大量情報，仍認為美國至少一年后才會參戰，決定發動無限制潛艇戰以促使英國孤立投降，結果美國并沒有給德國時間，不僅通過反潛艦隊增加向英國給養，并在德國預期時間點一年前就派軍隊參戰，讓德國美夢破裂。

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決策者認定當美國從偷襲中恢復過來時，日軍已然占領全部東南亞，憑此可以與盟國討價還價。雖然明知美國是當年的軍事工業第一強，仍發動偷襲。

1979 年，中國政府雖然看到越南打退了法國、拖垮了美國，但還是決定要教訓 “小兄弟”。軍事沖突讓中國付出大量代價，但最終也達成軍事目的讓越軍退出柬埔寨。同一年，蘇聯決策者不顧軍事將領反對，認定控制阿富汗大城市就萬事大吉，根本沒考慮對付游擊隊的問題，結果就是十年后元氣大傷的蘇聯撤出阿富汗，不久就黯然解體。

1982 年，阿根廷認定撒切爾夫人不會傾全國之兵揮師南下，美國也不會支持英國對馬島的領土要求，隨即出兵馬島，壓根沒準備打仗，結果面對英軍迅速投降。

最新的例子是小布什認定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薩達姆?侯賽因與 “基地” 關系緊密，定要出兵再戰波斯灣。結果，美軍大量傷亡、陷入伊拉克泥潭，本來借反恐旗號營造的國際形象毀于一旦，美國在中東地區也沒完成政治上 “樹典型” 的任務。

當然，也不是所有領導人都會誤判。美蘇 1973 年地中海對峙中基辛格的判斷就避免事態不可收拾；蘇聯 1982 年決定不出兵波蘭也不失明智之舉。

說來說去，國家領導人及時有機會獲得各方情報，仍因認知模式的問題可能導致錯判。領導人也是人，愿意高估自己，愿意聽取 “順耳” 的判斷，可能忽視歪曲重要信息。

從這些案例中看，領導人在決策中誤判，無非是因為過分相信直覺和經驗、傲慢死板、對困難和時間預期不足，甚至在決策時替對手都想好應該怎么走，只可惜對手沒有一次是聽話的。這種關乎戰爭與和平的判斷上，這樣出錯的結果至少也是代價慘重。

總而言之，就像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在《“荒唐” 進行曲》中的觀點那樣，政府權力不僅僅導致腐敗，還導致愚行。

蘭德公司的報告認為，既然在不少公共領域決策過程中都采用了第三方獨立政策分析的模式，沒有理由在戰爭與和平這些大命題上缺乏類似的分析。類似中美這樣的國家，決策者需要建立獨立的第三方機制協助制定重大戰略政策。這種機制不需要有實體模式，以免形成部門利益或受到掣肘，但在重大決策前，應自動激活，向決策者提供包括政策分析假設、對手能力意愿、政策實施難度及可行性等全方位的戰略評估。這種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保證各類信息在決策過程中能夠得到全面平衡的考量，以避免重大誤判。

另外，報告認為中美領導人應該在峰會和熱線之外擁有其他溝通機制，重要機構也應該在戰略經濟對話之外擁有更好的溝通方式以互相挖掘更多信息，增加了解。同時，智庫與戰略研究領域學者的交流也應該更加緊密、有效率。

蘭德公司報告的結論看上去似乎是個自我廣告，但其實不無道理。美國有完善的對華戰略分析機構，但做出的所有決定并非都合情合理，一旦有一個決策踩住中方的 “神經”，后果不是美國愿意看到的。而中國也在加緊國家安全戰略決策機制和智庫建設，既有模式是否足夠獨立以便提供完善的第三方聲音？還是總發出類似 “首都人民喜迎地鐵漲價” 這樣的聲音？這些的確值得從歷史中尋找答案。

文/宿亮 政見

參考文獻：

David, G., Hans, B., & Bonny L.(2014). Blinders, blunders, and wars: What America and China can learn, RAND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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