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初稿完成于2017年2月12日，數次修訂，第八稿定于2017年6月19日，一直未能公開發表。

近來，沙特國內改革與反腐風暴震動國際社會，執掌沙特幾乎全部實權的薩穆罕默德王儲（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不僅接連采取重大舉措增進婦女權益，擴大對外開放，推進社會生活世俗化進程，而且公開譴責此前數十年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浪潮，宣稱要“返回溫和的伊斯蘭”，繼而又發動了橫掃該國政壇的反腐風暴。經此一役，在可預見的未來，沙特宮廷政變推翻銳意改革的薩勒曼國王、穆罕默德王儲父子的風險概率已經大大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我在這篇文章中的觀點主張。加之中國國內召開了新疆歷史問題座談會，會議精神宣傳已經有條不紊展開；發表此文，正當其時。

2017.11.20

現代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不是對“美國壓迫”的反應

梅新育

“現代恐怖主義是對美國壓迫的反應”、“極端主義是對西方霸權的應激反應”、“歐洲和美國應該為搞亂中東負責而接受難民”……——不知何時，這類說法開始流行于中國輿論界，從學者、政界人士到媒體業者，許多人對此類說法樂此不疲，不斷提高宣傳調門，其中的“西方霸權”在絕大多數場合下又是“美國霸權”的同義語。然而，只要冷靜客觀審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的思想理論脈絡、組織實踐發展歷程，就不難看出，無論是覆蓋面較為寬泛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還是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現代恐怖主義，最初都不是對所謂“美國壓迫”、“西方霸權”的反應；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他們發動“圣戰”打擊的對象是伊斯蘭教不同教派、阿拉伯本土政府、印度教徒、錫克人等非西方勢力；中東阿拉伯國家的亂局，更是深深植根于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其它阿拉伯國家對外輸出動亂的策略。片面指責西方搞亂中東，無助于認識問題的根源，相應也就更談不上解決問題了。

一、瓦哈比運動誕生及其早期海外發展無關反抗“西方霸權”

眾所周知，美國獨立戰爭爆發于1775年至1783年；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代表——瓦哈比派創始人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則生于1703年，創立教派理論后于1740年前后與沙特家族結盟傳教，矛頭針對的是阿拉伯人中的多神教、伊斯蘭教其它教派和土耳其人，彼時美國安在？瓦哈比派這類原教旨主義思潮得以興起，重要背景是1683年奧地利-波蘭聯軍贏得維也納保衛戰勝利，數百年來殊死抗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入侵的歐洲人民由此從戰略防御全面轉入戰略反攻，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國相繼解放。由于奧斯曼帝國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外圣戰軍事征服掠奪基礎之上，外戰連續喪師失地，導致其軍事、民政、財稅、土地等項制度開始全面崩潰，內部諸穆斯林民族、部族之間裂痕隨之開始凸顯并快速擴大，也門、埃及、敘利亞等穆斯林地區分離主義斗爭烈度比基督徒聚居區更強（因為土耳其帝國治下基督徒不得從軍而缺乏武力），瓦哈比教派客觀上成為阿拉伯人對抗土耳其統治、爭取從奧斯曼帝國分離的意識形態動員工具，并不是什么對抗“西方壓迫”。

瓦哈比教派自問世之初就高度推崇圣戰，瓦哈卜認為，沒有任何其它功業的回賜與護佑可以與圣戰相比，圣戰可為穆斯林斗士提供直升天堂的機會，不接受瓦哈比派教義者即屬無信仰者和多神論者，無權生存。而且，瓦哈卜譴責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助長“異端邪說”，不承認土耳其素丹的宗教領袖“哈里發”地位，公開提出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負起恢復伊斯蘭教純潔性的使命。[①]基于上述認識，自從與政權結盟起，瓦哈比派就對同為穆斯林的蘇菲派、什葉派和土耳其人實施鐵腕政策：

1802年，瓦哈比派攻占什葉派圣地卡爾巴拉（在今伊拉克境內），在大街上屠殺什葉派民眾兩千余人，摧毀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外孫、第四任哈里發阿里之子侯賽因·伊本·阿里陵墓。

1803—1804年，瓦哈比派先后攻占伊斯蘭教兩圣地麥加和麥地那，拆毀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陵墓等300多處伊斯蘭教歷史圣地，把定居麥地那的土耳其人幾乎全部驅逐凈盡。

……

所有這一切，起因都不是“西方壓迫”，目的也不是對抗西方。總結十八世紀瓦哈比運動，其本質宗旨是清除伊斯蘭的“內敵”，而不是抵抗非伊斯蘭的“外敵”。

瓦哈比運動在其發祥地起源不是為了抵抗“西方壓迫”，其海外發展鋒芒所向，同樣不是“西方壓迫”，而是本地非伊斯蘭勢力，以及伊斯蘭教不同派別；在瓦哈比運動邁出阿拉伯半島、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印度次大陸，這一點表現得格外突出。印度瓦哈比運動最初圣戰矛頭就是指向印度教徒和錫克人，而非當時已在印度立足的英、法等歐洲勢力。瓦哈比教義興起之初，出身莫臥兒帝國伊斯蘭教學者世家的謝赫·瓦利烏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②]游學阿拉伯半島，就受到了感染而在返回印度次大陸后推動伊斯蘭教改革，他開創的瓦利烏拉學派堪稱印度版瓦哈比派，呼吁統治者強化伊斯蘭教法，極力號召穆斯林對馬拉地人開展“寶劍的圣戰”，捍衛伊斯蘭教統治。1820年代，英國已經實際統治了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瓦利烏拉之子的學生賽義德·阿赫默德·波萊維（Sayyid Ahmad Barelvi，1786—1831年）游歷阿拉伯、朝覲麥加時皈依瓦哈比教派，返回印度次大陸后不久就提出“遷徙圣戰”理論，1826年發動圣戰者運動（Mujahideen Movement），但也不是針對英國人，而是針對當時英國在印度的唯一軍事對手錫克王國和印度教徒，[③]在旁遮普大肆屠殺錫克人，一度占領白沙瓦，創建了一個神權國家，最終于1831年被錫克王國擊敗身亡。

有人惋惜印度瓦哈比派圣戰沒有一開始就針對英國人，但從瓦利烏拉、波萊維之輩的立場來看，他們那樣選擇，實屬情理之中。因為伊斯蘭教傳入印度次大陸的主要途徑是阿拉伯、突厥、波斯、莫臥兒、阿富汗等外來侵略者近千年間不斷發動的圣戰征服，而且穆斯林從來以外來征服者自居而拒絕本土化，他們敵視印度教徒和錫克人勝于敵視英國人，正是這一心態符合邏輯的發展。

康熙十年（西元1671年）正月，清兵入關不足27年，滿洲官員兵丁就已經全部通曉漢語，清廷以此為由全面取消各衙門通事（翻譯）職位，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政權由此基本完成漢化；能夠經受住兩年后爆發的三藩之亂考驗，實基于此。相反，莫臥爾王朝官方語言始終是波斯語，而非印地語或其它印度次大陸本地語言。

而且，與此前印度次大陸各穆斯林政權一樣，莫臥兒王朝也大量聘用外籍穆斯林為官，排擠作為多數族群的本土印度教徒。號稱莫臥兒王朝最“開明”、“寬容”的阿克巴大帝統治時期，415名高官中印度教徒一度上升至51人的“高峰”，占比“高達”12%，他身后就迅速銳減；遜尼派穆斯林稱頌的“印度唯一哈里發”奧朗則布更于1671年（即康熙帝全面取消通事職位之年）下令將各級稅務機關中的印度教徒會計和書記官全部掃地出門，因為莫臥兒帝國政府與歷史上各伊斯蘭政權一樣，將財稅系統視為民政領域最重要職位，[④]……有資料稱莫臥兒王朝全部官員中外籍穆斯林占比高峰時期多達七成。[⑤]

阿拉伯帝國掀起對外武力擴張浪潮之初，就開創了歷史上伊斯蘭政權歧視被征服地區改宗新穆斯林的傳統，被迫或自愿的新入教穆斯林在敘利亞、埃及、伊拉克、波斯等地稱為“馬瓦里”（mawali），[⑥]在西班牙稱為“穆瓦萊敦”（Muwalladun），被視為低于阿拉伯穆斯林而高于非穆斯林的二等居民。[⑦]在南亞次大陸，以謝赫（Shaihk）、帕坦（Pathan）、蒙兀爾（Mughal）、賽義德（Sayyid）等等為姓氏的阿拉伯、波斯、突厥、阿富汗征服者后裔們繼承了這一傳統，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穆斯林高種姓“阿什拉夫”，對向穆斯林征服者皈依伊斯蘭教的南亞次大陸本土被征服種族后裔，他們也要列為低種姓非阿什拉夫而加以歧視，至今不改；[⑧]在十八、十九世紀，他們更不愿意接受沒有皈依伊斯蘭教的昔日被征服者翻身。

當時，印度次大陸各伊斯蘭征服者王朝已經全部徹底沒落，在馬拉地等印度教和錫克教政權的反抗、打擊之下難以招架。面對這一局面，莫臥兒宮廷正統派穆斯林精英情愿付出次大陸生靈涂炭的代價，也要主動勾結招徠波斯王納迪爾沙（Nadir Shah）、阿富汗杜蘭尼帝國艾哈邁德沙等穆斯林君主入侵，打擊馬拉地人等印度本土民族非穆斯林政權，把恒河平原一次次淹沒在血泊之中，穆斯林聚居的德里等地也未幸免。[⑨]對他們而言，引進瓦哈比派教義打擊錫克人和印度教徒，實屬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特別是錫克教，本身就是為反抗伊斯蘭征服者而創建的宗教，錫克王國軍隊在一代代與莫臥兒、阿富汗的戰斗中成長，在圣戰者眼里世代血海深仇，不可化解；如能打垮錫克王國，又能與伊斯蘭阿富汗王國連成一體，取得普什圖人支持，實為圣戰對象之上選。

相反，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早早實施了充當莫臥兒帝國包稅人兼保護人的策略，每年向莫臥兒皇帝等印度穆斯林君主交費，換取他們敕令獲得迪萬（diwan，財稅官）身份而控制某些省份地區的財稅權力，并逐步進而向這些穆斯林君主提供軍事“保護”。有鑒于此，印度瓦哈比派創建伊始就將矛頭指向錫克人、印度教徒，而非英國勢力，從他們的邏輯來看是合理選擇。畢竟，當時英國殖民者敲骨吸髓征稅的犧牲品主要是印度教徒，孟加拉省雖然在英國治下爆發過大饑荒而該省東部是穆斯林聚居區，但那里的穆斯林主要也是低種姓印度教徒改宗而來，自居高種姓的謝赫、帕坦、賽義德們對此無關痛癢。

瓦哈比運動在印度次大陸如此，在其它地區也大體類似。如18世紀下半葉西非富拉尼人領袖奧斯曼·丹·福迪奧引進瓦哈比教義，就是為了對當地豪薩族各公國（其宗教信仰包括多神教和伊斯蘭教）發動圣戰，一度建立了一個幅員橫跨今尼日利亞北部和西蘇丹地區的伊斯蘭教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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