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反艦導彈
第一是“魚叉”反艦導彈升級型。波音公司研制的“魚叉”反艦導彈1977年成為美國海軍的主力反艦武器，部署于水面艦船、飛機和潛艇，但1997年從潛艇上撤下。目前，美國海軍正在測試“魚叉”BlockII+導彈，加裝新型GPS制導組件、新型數據接口，確保導彈飛行過程中更新目標數據，改善目標選擇和武器打擊的可靠性。這將是一種網絡化推動的武器，計劃于2017年列裝部隊。
第二是海軍打擊導彈（挪威）。挪威的“海軍打擊導彈”是目前“魚叉”導彈改進型的有力競爭者。挪威20世紀70年代研究成功“企鵝”反艦導彈，成為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最成功、裝備國家最多的反艦導彈。20世紀90年代開始，挪威開展了“新型反艦導彈”，并成功研發出了如今的“海軍打擊導彈”，具有射程超遠、戰斗部多樣化、可發射后不管、智能化尋的等特點，獲得美國海軍的親睞。
第三是遠程反艦導彈。2016年5月，美國海軍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簽署了總額為3.218億美元的合同，負責遠程反艦導彈的整合與測試。2013年和2014年，該導彈在陸基的Mk41垂直發射系統上的成功進行了發射；此次是在艦載垂直發射系統發射。它將是“宙斯盾”驅逐艦和巡洋艦“分布式殺傷”作戰能力的標準武器。該型導彈專為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環境而設計，配有1000磅的穿透和爆炸破片戰斗部，使用多模式傳感器、武器數據鏈和新型抗干擾GPS系統，能夠在一組艦船中探測和摧毀特別的艦船。海軍型將于2019年形成作戰能力。
第四是反艦式“戰斧”導彈。美國海軍正在改裝BGM-109E“戰斧”式對陸攻擊巡航導彈，使其可以攻擊艦船這樣的移動目標。海軍在冷戰時期曾經裝備過反艦型“戰斧”導彈，但于20世紀90年代撤下。海軍希望在未來幾年這種改裝就能完成，提供應急的遠程反艦作戰能力。
第五是近程反艦——“地獄火”和“格里芬”導彈。目前陸軍武庫有10000多枚“地獄火”導彈，美國海軍將利用這些武器來滿足瀕海戰斗艦的作戰需求。根據新的護衛艦概念，計劃建造的52艘瀕海戰斗艦中，最后20艘將具備強大的反艦能力。此外，美國海軍還在海灣地區的“暴風”級海岸巡邏艇上裝備AGM-176“格里芬B”近程反艦導彈，于2014年形成作戰能力。
（三）以概念研究牽引裝備發展轉型
目前，美國海軍正從概念研究、裝備發展、測試整合等各個方面全力推進“分布式殺傷”概念的發展，希望盡快形成作戰能力。
2015年6月，美國海軍水面部隊司令托馬斯·羅登中將授命成立“分布式殺傷特遣部隊”，專門負責“分布式殺傷”作戰概念的研究和發展。分布式殺傷特遣部隊、海軍戰爭學院和海軍研究生院組織各類專家，實施一系列演習和試驗活動，試圖讓“分布式殺傷”由概念走向現實，并逐步完善。“分布式殺傷特遣部隊”指揮官柯特·塞勒伯格中校2016年7月指出，“在對抗性日漸升高的環境中，我們的制海權得不到保證。我們需要以全新的思維方式來獲得制海權——從海底、水面、天空、太空以及電磁頻譜。”
2016年4月，美國海軍第15驅逐艦中隊在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舉辦了第三屆年度水面戰軍官峰會。10艘前沿部署艦船上的250多名水面戰軍官聚集討論水面戰問題，研究分布式殺傷的潛力。此次分會提出“分布式殺傷”三原則：（1）每艘艦船都是一名“射手”；（2）從地理上分散水面進攻能力；（3）確保資源正確組合提升續戰時間。
與此同時，“分布式殺傷”武器層面的試驗也在緊鑼密鼓地推進當中。2016年1月18日，“阿利·伯克”級導彈驅逐艦“約翰·保羅·瓊斯”號（DDG-53）發射了“標準”-6導彈，擊中了停泊在夏威夷沿海的美國海軍太平洋導彈試射場的“魯本?詹姆斯”號導彈護衛艦。2016年7月19日，在夏威夷附近舉行的“環太平洋”軍演中，“科羅納多”號瀕海戰斗艦從安裝在其前甲板上的彈筒發射了一枚“魚叉”導彈。目標是大約20海里以外的退役護衛艦“克羅姆林”號。盡管此次試射并未擊中目標，但驗證了瀕海戰斗艦裝備反艦導彈的現實可能性，是“分布式殺傷”概念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三、強弱點分析
（一）理論上的優勢
1、可以強化海軍作戰艦隊在戰時的威懾力
“分布式殺傷”在理論上所能引起的戰場局勢的變化，將對敵形成巨大的心理影響，從而強化了美國海軍的威懾力。“反介入/區域”作戰體系，如果不能及時準確探測、跟蹤、定位和打擊美國海軍的水面作戰編隊，其海基和陸基各類目標將籠罩在航母航空兵強大打擊能力的威脅之下。分散部署部隊一方面給敵人制造了瞄準難題，另一方面也向敵人釋放了更多威懾信號。首先，潛在敵手對自身武器的信心可能會削弱，東風-21D這樣的“殺手锏”可能只是擊中了一艘小型艦船，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其次，潛在敵軍在電磁頻譜空間的主動權將面臨重大威脅，美軍在電磁領域展示力量將更容易，其優勢可能進一步突顯。這些對于懾止敵軍的作戰行動都有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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