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除了中央紅軍，還有二、四方面軍的長征，以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 為什么在很長的時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紅軍的長征，而對其它紅軍長征的歷史卻很少了解呢？

其實道理并不復雜，中央、中央軍委是和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在戰時狀態下，是幾塊牌子，一個“單位”，中央紅軍的領袖就是黨的領袖，上有共產國際的承認，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員，是中國革命的司令部，所謂“正宗”和“名正而順”，加之紅一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較多，留俄生也多，寫史或寫傳，就很自然以紅一方面軍為中心了。

其次，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中歷經艱難險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揮下，取得過許多重大戰績，但其將士多為不識字或識字少的貧苦農民出身，由于張國燾長期在鄂豫皖和川陜蘇區厲行極左的歧視知識分子的政策，識字者常是極左肅反的對象，故而四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很少，識字不多的一般紅軍干部更難在短期內寫出有關四方面軍長征的回憶文本。

更重要的是，張國燾在長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為， 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間一度出現擴大化的傾向，波及和傷害了許多原四方面軍的干部，加之紅西路軍的失敗，使得原紅四方面軍的同志一時也沒有心緒來寫自己的長征經歷。隨之，有關紅軍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結論，成為認識和評價這些事件的有著巨大約束性的前提和標準，這樣，為了維護黨和軍隊的高度團結和統一，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全貌和更復雜、更細致的長征歷程，也就無從敘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敘述就以紅一方面軍為主體了，這是由當時的客觀條件造成的。

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向西實行戰略轉移，中外報章都有報到，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從日本新聞社的報道才獲知紅軍突圍的消息的。

這個時候國人對中共和紅軍的認識受到國民黨或國內中產階級報章的很大的影響，國民黨方面曾組織新聞界人士去江西“共區”參觀，《大公報》等一些報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記者單獨前往采訪，國民黨軍隊的長年軍事圍剿，戰爭的嚴重破壞和極左經濟和社會政策造成蘇區百業凋零，人民生活艱難，《大公報》、《逸經》雜志等對此都有報道，使得國內中產階級和知識界對中共和紅軍畏之如虎。

這樣，對國統區的民眾宣傳紅軍長征就得面對這個現實，直接歌頌之，必定受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而不能通過，只能轉換角度，以旁觀者的視角，向國人介紹長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云， 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表一篇《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細致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和《救國時報》一樣，再通過巴黎—上海的海路，流傳到國內，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而董健吾為了適應國統區的言論環境，甚至借用了國民黨誣稱長征的“西竄”一詞，卻絲毫沒有減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價值。

這是中共和紅軍自己對長征的敘述，這在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情的，沒多久，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轉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　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

抗戰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達延安，許多是被紅軍長征的英雄事跡吸引而來的， 參加過長征的人，除了“紅小鬼”，都被這些后來者尊稱為“老干部”，不少在白區坐過國民黨監獄，正接受組織審查的同志，更對自己缺少這一段長征經歷深感遺憾，從此，參加長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榮譽感和自豪感，而在這之前，到達陜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參加過長征的，沒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關長征的敘述越來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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