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夢秋其人

說起《紅軍長征記》這部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歷史記錄文本，就不能不說到它的總編輯徐夢秋，他就是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多次提到的那個“紅色歷史學家”，可是他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徐夢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后被派往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進入江西蘇區，曾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和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徐夢秋在長征過雪山時凍壞雙腿，到延安后鋸掉，這在參加長征的領導同志中，特別是文職領導同志中是唯一的。眾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歲的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等 “四老”，也沒有一個不是安全到達陜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吳玉章當時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沒有參加長征）。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對徐夢秋特別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蘇聯治腿。

徐夢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軍的紅軍干部， 1937年，組織上安排李玉南和徐夢秋結婚，之前，兩人互不認識。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組織上對其進行勸說，要李玉南“為革命做更大貢獻”，才和徐夢秋結了婚，并隨丈夫一同去了新疆。　到達迪化（今烏魯木奇）后，徐夢秋聽聞蘇聯正在進行大肅反，不少中國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蘇聯醫腿的念頭，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鳴”，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代廳長及新疆學院院長，和陳潭秋、毛澤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夢秋去蘇聯安裝假肢。后蘇聯方面因其傷重，又將其送往德國準備安裝假肢，行至邊境時蘇德戰爭爆發， 1941年冬天，徐夢秋全家輾轉經哈薩克回國后滯留在迪化， 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夢秋被捕，毛指示要重點營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國初，徐夢秋在重慶向政府自首，即被長期關押， 政府給了李玉南一筆錢，讓她帶著三個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夢秋離婚，她告訴孩子們“父親是個壞人，要跟他劃清界限”。李玉南從此一直單身，　　其子徐維陶雖然成績優秀，但因其父的歷史問題“不能升入高中”， “文革”中，全家幾次躲進山里，也不知道徐夢秋是何時去世的。李玉南說過一句話：“長征是自由的，從此就不自由了。”

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書的同志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

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訖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它的主題是革命的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斗爭和“路線斗爭”。

通常回憶錄都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寫作時因年代久遠，事主對當年發生的事件等已記憶模糊，但是這本書的寫作時間就在長征剛結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長征的親歷者，又大多是年輕人，對剛過去的事記憶猶新。主編徐夢秋也是長征的親歷者，完整經歷紅一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協助他編輯的成仿吾也是長征親歷者，他們的編輯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術性方面，就是刪除重復，文字精煉等。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制，不似后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

這樣的敘述和編輯方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確的。

1，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確實是長征的靈魂；

2，“路線斗爭”和黨內斗爭也是事實，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在長征中或他們寫作的1936年，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黨和軍隊的中高級干部，離核心層較遠，而這方面的內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圍內，大多數紅軍干部并不了解詳情；

3，最重要的領導同志沒有參加寫作：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劉少奇、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葉劍英、羅邁（李維漢）、聶榮臻、羅榮桓、楊尚昆、鄧小平、鄧穎超等；他們才是黨內斗爭和路線斗爭的參加者和目擊者，但他們知道“內外有別”，不會把這方面內容向外界（國統區和外國）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諾談話時，也沒有去展現他和博古、張國燾等的分歧，而是盡量表達黨和軍隊的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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