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過，需要的是要建立國家主導性的官方意識形態，也就是實事求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只有建立了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國家意識形態，才能對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進行管理。現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種社會意識形態中進行或左或右的選擇。

在經濟領域，官方的意識形態仍然是馬克思主義。但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發展官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后腿。這些年來，建立了多少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幾個真正懂得馬克思經濟學的，更不用說是發展馬克思主義了。

例如，馬克思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者的關系說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限于當時的條件，馬克思沒有也不能說清楚為什么后來的西方社會走上了不同的路徑，非西方社會又走上了一條和西方不同的道路。這里，最需要的解釋是社會這個變量。

馬克思大半輩子都在搞社會主義運動，但自己并沒有把社會這個因素整合進其理論。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各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為政府、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發生變化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能夠解釋好社會這一要素，經濟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這個局面。

書生治國趨勢越來越嚴重

意識形態的回歸導致了經濟政策的虛無化?，F在的經濟學，大家玩的是概念，書生治國的趨勢越來越嚴重。經濟政策最講究實踐性和操作性，但現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員也玩起概念來。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經驗到政策。

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預設，再去搞調研。這樣的調研結果并不能反映客觀現實，而只是為預設提供了所需要的證據。而基于這樣的預設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滿足了概念和邏輯上的要求，結果必然失去實踐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統籌全局，做頂層設計非常必要。問題在于，現在各級地方政府都在做頂層設計，很多地方到了縣級政府還是做頂層設計。大家都做頂層設計，沒有人干實事，這是今天中國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業層面，意識形態的引入對經濟主體即企業家帶來了巨大的不穩定感和不確定感。有一段時間，人們對李嘉誠在大陸減少投資的行為進行了民族主義式的討伐。不過，如果熟悉企業界，人們不難發現李嘉誠的行為實際上是資本家和企業家中的普遍行為。這些年來，先是外資減少在中國的投資，甚至撤離中國；現在輪到中國自己的資本和企業家的流出。

為什么意識形態會對企業家產生直接的影響？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的些微變化都是被人們用作預測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最主要風向標。這是因為，盡管中國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離建成法治國家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法治國家，法律是資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國，資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對企業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識形態的回歸對各級官員的行為也產生了影響，那就是，一些人經常用意識形態來掩蓋實際利益之爭，用意識形態來掩蓋改革的困難甚至失敗。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理論上說，國企做大做強并沒有錯，因為國企數千年來一直是平衡經濟力量的有效手段。但當“做強做大”變成意識形態之后，就嚴重阻礙著國企的改革。

今天，國有企業在壟斷領域仍然搞壟斷，這容易理解；不過，在一般性競爭領域，國有企業也要搞壟斷。盈利的領域，國有企業不想改，這容易理解；不過，在不能盈利甚至虧損的領域，國有企業也不想改。這怎么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況，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為這些企業都是地方政府的關聯企業，盡管對社會整體沒有好處，只有壞處，但對政府和官員有好處，因為這些企業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員滿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這樣的領域，意識形態往往是無能者和失敗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國家都會存在著意識形態問題。例如，美國有“政治上正確”的意識形態；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確”的意識形態，在一些敏感問題例如種族、宗教等問題，不能進行太多的公共討論。但意識形態的存在絕對不是說，這些方面的問題不存在了，掩耳盜鈴，用意識形態來掩蓋；相反，人們不但要正視問題，而且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這樣才不至于問題積累起來，最終出現危機。

美國用“政治上正確”來掩蓋問題，因此釀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機，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場合討論敏感問題僅僅是因為經驗證明公共討論不僅幫助不了問題，反而造成問題的惡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內部高度重視這些問題，不斷出臺有效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如果要避免出現重大的危機，不能再以意識形態來掩蓋問題了。中國需要學習的不是美國版的“政治上正確”，而是新加坡版的“實事求是”。況且，鄧小平已經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政治傳統，為什么今天要把它丟掉呢？

文/鄭永年 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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